在宣威市盘桓了一天，美食组又向下一站行进。
马都督和武镇邦带队的文化入滇队伍，则是来到了滇省省博。之所以从这开始，武镇邦是有些只见的私心的。
不过，好在公孙昊他们也没什么意见。
已经无数次出入省博的武镇邦，这里对他来说就像自己家的自留地一样，估计闭着眼睛也能把全程给走完。
既然是要从滇文化开始讲起，那最先开始的自然是古滇最具代表性的青铜文明。所以一行人便直接来到了青铜器展馆。
武镇邦轻车熟路的把众人带到了滇省最具代表性的文物—牛虎铜案面前。
一看这个，马都督脸上便露出了迷醉的神色。同行的明星是国内现在知名的硬汉演员张涵羽，同时也是收藏圈的一个老炮。
看着这件文物，他也是瞬间两样放光：“我记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在我国文物考古界，有两次惊人的发现，一是甘澜武威出土的铜奔马马踏飞燕”，二是滇省李家山出土的铜祭器牛虎铜案。
从此这一北一南，一马一牛的精美雕塑誉满神州，轰动世界，并有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之称。
马踏飞燕我之前见过，但是这牛虎铜案的实物，这还是第一次看见。”
“这个牛虎铜案可是比马踏飞燕大了整整一辈，作为祭器，他的研究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要高于马踏飞燕。
而且，以一头体壮的大牛为主体，牛四脚为案足，呈反弓的牛背作椭圆形的案盘面，一只猛虎扑于牛尾，四爪紧蹬于牛身上咬住牛尾，虎视眈眈于案盘面。
大牛腹下立一条悠然自得的小牛，首尾稍露出大牛腹外，寓意了大牛牺牲自己对小牛犊的保护。牛虎铜案中的大牛颈肌丰硕，两巨角前伸，给人以重心前移和摇摇欲坠之感，但其尾端的老虎后仰，其后坠力使案身恢复了平衡。
大牛腹下横置的小牛，增强了案身的稳定感。此铜案是滇国青铜器中较大的一件，其特殊的组合造型使整个铜案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均衡统一。
也因其器奇特造型，新颖构思，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此铜案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极具艺术观赏价值，是夏国青铜艺术品的杰作，更为我国古代文化之稀世珍品。”
武镇邦的这番话，不仅把把牛虎铜案的造型细节都给说了个通透，言语间还透出了身为滇省人的那种自豪感。
听到这，马都督也笑道：“牛虎铜案吸引我的不仅是它精巧的构思、完善的造型、生动的形象，还有它写实的风格。它的造型是一只老虎咬着一头牛的后背，而在那头牛的肚子下面，站着一头安然无恙的小牛。
看到牛虎铜案你会想到什么？它实在传达了太多的信息，古代祭祀的兴盛，古代滇人的智慧和先进生产工艺，无私的母爱与残酷的竞争、弱肉强食交织在一起……夏国自古就讲究繁衍生息，而父母对子女无微不至的关怀正反映了繁衍生息的需要，为子女尽心尽力，让他们幸福成长，培养他们成材，处于危险境地时牺牲自己也要让孩子好好活着。
像那头被老虎咬着的母牛，即使后背已被老虎狠狠咬着，即将成为虎口下的美餐，也要让小牛安然无恙地活着，即使自身惨痛万状，也不愿让小牛受一分一毫的苦楚。
下一代的生存代表的是这个种族的希望，夏国人自古就重视种族的繁衍，就是为了种族的希望，在遇到危险景遇时，总要想尽办法保护下一代的生息安全。长辈们的辛勤耕耘是为后辈们留下发展的财富。
这种写实风格对于研究古滇文化和夏国文化，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听完两位的点评，张涵羽接着问道：“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国宝级文物？”
听到这个问题，武镇邦一下子便来了精神：“国宝级的还真不少，不过要说青铜文明时期的话，那绝对是滇王金印了。”
说着便带着一行人走向下一个展柜。
只见展柜里面安静的躺着一方金印，印作蟠蛇纽，蛇背有鳞纹，蛇首昂首向右上方。一旁的介绍，这枚金印每边长2.4厘米，印身厚0.7厘米，通纽高2厘米，重90克。
纽和印身是分别铸成后焊接起来的。文乃凿成，笔划两边的凿痕犹可辨识，篆书，白文四字，曰滇王之印。
看到这个，张涵羽不觉啧啧称赞道：“这东西在古滇国的作用，就和传国玉玺一样了吧？”
听到这，马都督忍不住打趣道：“涵羽，你别激动，我们看见的这一件就是复制品而已，真品放在国博呢！”
此话一出，武镇邦的脸色一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阴沉了下来。
“确实，珍品放在国博，因为这东西的科考价值和历史意义实在太重要了。滇王金印是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赐予滇国国王的一枚印玺，也是古滇王国存在的有力证据。”
武镇邦说完，马都督继续补充道：“说起这枚金印的发现，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还和近代一个名人有关。”
“是不是郭沫若先生？”张涵羽问道。
马都督点点头，继续说道：“1955年3月，由文物专家组成的考古队在石寨山作了第一次清理性发掘，这也是新夏国成立后，我省考古工作者进行的第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果然不出所料，这次发掘一下就出土了各类青铜器数百件，其中也不乏绝世之作，最为珍贵的是两件贮贝器。一件盖子上铸有2.5厘米—6厘米的18个立体人物，反映了古代的纺织场面；另一件是反映杀人祭祀场面的。
这一重大发现马上震惊了国内考古界。适逢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及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同志出国访问路过春城，他们参观了此次发掘出土的文物后，认为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发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郑局长在仔细询问了省博物馆的下一步打算后，当场拍板拨给专款和一台进口的经纬仪。
于是，1956年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发掘又开始了。在历时两个月的第二次发掘中，考古队员共清理了20座墓葬，又出土了青铜器、金器、铁器、玉器、玛瑙、绿松石、石器、陶器等文物3000件，其中青铜器约占全部出土文物的80%左右。”
说到这，马都督顿了一顿，眼光看向武镇邦，明显是把这话头递给他。
武镇邦会意，也不客气接着说道：“在第二次发掘工作即将结束的前一天，在最后清理6号墓的漆棺底部时，一个不大的被泥土包裹着的方形物体引起了孙太初的注意，当他小心地用软毛刷刷干净外面的泥土后，一枚金光闪闪的金印呈现在了大家的眼前，这枚金印上有四个汉字，经过辩认为滇王之印。
刹时间整个工地沸腾了，这一重大发现令已经在野外辛苦工作了两个多月的考古工作者们欣喜若狂，欢呼雀跃，有谁能够想到，这样一个毫无名气的小山头竟会是滇省历史上著名的一代滇王的墓葬。”
这一番介绍，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得如痴如醉，紧接着武镇邦便带着众人去观看刚才提到的贮贝器了。
看完精巧的贮贝器，张涵羽打趣道：“原来古人的钱罐子还那么讲究，看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存钱罐是有些简陋了。”
武镇邦也跟着笑了一笑，然后说道：“走完省博，我就带你们到石寨子和李家山的实地看一看，让你们真实的感受一下古滇人选择墓葬的风水逻辑！”
听到这话，马都督笑了：“这感情好，来了那么多次，还从来没到实地看过呢，这次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