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良玉死后,部下诸将推其子左梦庚为留后,把袁继咸拘禁在船中,继续引兵东下,先后占领彭泽、东流、建德、安庆,兵锋直通太平府。
而弘光朝廷接到上游督、抚、镇臣关于左良玉叛变率师东下的报告,大为恐慌,朝廷决定由兵部尚书阮大铖,会同靖南侯黄得功、广昌伯刘良佐以及池口总兵方国安等人组织堵剿。
黄得功的军队被调到长江以南的太平府(府治在当涂,辖芜湖、繁昌三县),刘良佐军部署于对岸江北。在一番激战之后,黄得功大胜,终于挡住了左军顺江而下。
可南明内部的内杠,就让周巡、薛勇等人再也忍不住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于是周巡、薛勇他们就决定抗命,要趁此良机,一举攻下南明。
六月七日,周巡以征南将军令,调南阳的张彪率部队五千(南阳地方部队),经汝宁汇合部队一万(护庄队新兵),共一万五千人马,直逼凤阳,向东进攻。薛强率所有驻守部队,护卫住河南、湖广全境,抵御住外敌犯境。而周巡、张彪则率大军十三余万,顺江而下,兵锋直指南京。
在山东、湖广这两大战场上,虽然没有任何联系,可是大平军的这两支部队,却不约而同地同时动了三路攻势。
在淮扬地区,宿迁的不战而取也为迟明的山东军带来了大批降军降将。而在这些降将中,就有着一些有野心的人,要迫不及待地去当那“带路党”。
而南明军的归降,也不是整条战线齐齐整整地同时归降的,为了拉平战线。山东军也肯定会去出兵攻打那些已经陷入到自己阵线中的战略要点。
而那些被攻打的南明军,有些还在犹豫,有些甚至只是找不到与山东军联络归降的通道。所以一见山东军前来攻打,又遇上那些降将前来劝降,他们或望风而逃。或全军归降,山东军推行战线的行动,就进行得相当顺利。
尤其是那些降将得知了迟明原先是吴世恭亲兵队统领的身份以后,他们更是大加吹捧。在明朝军制中,亲兵队统领是主帅最信任之人,所以他的地位一点儿也不比领军大将差。甚至地位上还稍稍高上一些。
所以那些降将心中就打起了小算盘:如果迟明立下奇功,那这些降将也将攀附上一棵大树,也能够在吴世恭的新朝中,搏得一个较高的地位。
因此,这些降将就怂恿着迟明动攻势。于是这些降将不仅仅述说出南明军相当多的情报,而且把南明面临的窘境也夸大上了三分。所以说。给自己造成最大伤害的敌人,往往不是自己的死敌,而是那些反戈一击的原战友。
事实上谁也没有料到,那些降将述说的情报虽然已经夸大了不少,可是淮扬地区的南明军更是不妙,整个状况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混乱不堪。甚至连指挥南明军的文臣、武官们也都陷入到一片歇斯底里之中。
在得知了左良玉部东下、山东大平军南侵的紧急情况下,史可法惊惶失措。胸中漫无主见。据当时的淮安推官,史可法军中监纪应廷吉记载:当时一部分南明军队驻于高邮,史可法一天之内三次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应廷吉“督一应军器钱粮至浦口会剿”左良玉部叛军;中午令“诸军不必赴泗,回扬州听调”;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诸军至天长接应”。
于是应廷吉就对诸将说:“阁部方寸乱矣,岂有千里之程,如许之饷,而一日三调者乎!”
由此可以看出,连史可法都是方寸大乱。布的命令都是不知所云,更不要说其他南明的文官和武将们了。所有的南明军部队都像是无头苍蝇一般,团团乱飞,但又不知该做些什么好!
年轻气盛的迟明终于忍受不了如此巨大的诱惑了。再加上他也从那些降将口中得知:南明左良玉部反叛,弘光朝内部也陷入了内杠中以后。于是他也顾不得向吴世恭请命,毫不犹豫地挥师投入到了全面进攻之中。
六月十六日,迟明率山东军主力抵近盱眙,盱眙守军献城投降。而史可法本人在六月十七日赶赴天长,檄调诸军援盱眙,忽然得到报告盱眙守军已经投降大平朝,于是他对部队就几乎完全失去了控制。
之后,史可法一日一夜冒雨拖泥,奔至扬州,主持坚守这座江北重城。而在二十四日,山东军进至距离扬州二十里处下营,次日兵临城下。
在此危急时刻,史可法檄各镇援兵,可是无一至者。实际上,史可法所节制的刘良佐和原高杰两藩的将领,就在这几天里相继不战而降。
六月二十五日,高杰部提督李本深率全军向迟明投降,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投降;二十七日总兵张天禄、张天福带领部下兵马投降,随即奉迟明之命于七月初二日参加攻取扬州。
而此时的扬州城内,只有总兵刘肇基部和何刚为的忠贯营,兵力相当薄弱。由于城墙高峻,山东军行军度又很快,攻城大炮还没有运到,迟明就派人招降史可法、淮扬总督卫胤文等人,遭到严词拒绝。
二十七日,甘肃镇总兵李棲凤和监军道高歧凤带领部下兵马四千入城,两人的意思却是劫持史可法,以扬州城投降大平朝。
可是史可法毅然说道:“此吾死所也,公等何为,如欲富贵,请各自便。”李棲凤、高歧凤见无机可乘,于二十八日率领所部并勾结城内四川将领胡尚友、韩尚良一道出门降平。史可法以倘若阻止他们出城投降恐生内变为理由,听之任之,不加禁止。
其实这时候的史可法,他对于守住扬州城已经是没有任何信心,对于保住江北之地,也是束手无策,因此,他已经是完全放弃了指挥权,对于扬州城的生存与否,已经是听之任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