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呆呆地把头仰靠在椅背上。阳光从放在桌上的一杯水反射到发黄的顶栩，映出一个明亮的圆圈，圈中颤动着金色的波纹。这是狂舞的金蛇还是多瑙河之波……他闭上眼睛，心头好象有一阵痉挛。他没有想到，他气忿之下对周原的报复却更为猛烈地打击了“上官”。他眼看着她先是从这个重点中学调到一般中学，又被从学校赶出来在一个干鲜果品商店当会计，最后到了缝纫工厂当缝纫工人。对她在一次一次政治运动中的谪迁，他暗暗感到内疚，总希望有一个机会向她解释并在经济上帮助她。有时，他们在街头也会相遇，而“上官”却总是高昂起头，作出一副藐视一切的样子。他知道自己在她心目中一定是个不择手段向上爬的卑劣小人了。“女人总是自私的，她只知道人家损害了她，却不想想她在别人心灵上造成的创伤。”每遇到她，他就要这样叹气摇摇头。人总是带点傻气的，他没有想到，即使他有机会和“上官”谈话，他又怎能向她解释呢？他又能解释什么呢？这个沉静而胸有城府的男人，同时有一种执拗的爱情，他把他一厢情愿的初恋当成最宝贵的回忆藏在心底。这次失恋大大地改变了他的生活兴趣，他再不和妇女交往而一心扑在工作上了0并且，反右斗争以后对那些“右派”的严厉处分，也给他内心深处罩上了一片淡淡的暗影：仅凭一篇在党报上公开发表的文章就要枪毙掉作者的政治生命，是他原来没有想到的。他批判周原不过是出于报复，要在社会上把情敌搞得臭不可闻，他也的确认为周原是一个卑鄙的人6不过，从社会主义法制上来衡量，即使他非常希望看到周原被送去劳改，也认为是不可能的。可是，当周原果真遭到那种惩罚时，他又被震惊了。从此，他天真的、还带着稚气的青年时代就结束了，他知道自己也得极其小心地在这一片薄冰上行走。周原的遭遇成了他的第一个社会经验，成了悬在他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这柄剑悬得偏右了一些，使得他经常要向左偏过去躲避它的锋刃。于是，在以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在哲学界的“大辩论”中，在政治经济学的“大辩论”中，在文艺界的“大辩论”中，他都一直是“左”得很的批判家。正是因为他这种“左”得可爱的热情和卓越的工作能力，在“上官”被弄到干鲜果品商店当会计的时候，他却被摁拔成全省闻名的重点中学的党总支书记兼校长了。这一来，他们之间的社会地位悬殊了，他永远失去了向她“解释”的机会。并且，更不幸的是，这次提拔竟成了他的祸根。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学校就变成了战场，首先被冲击的就是他。因为在**、“四人帮”的干扰下，这次运动一开始就把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特殊社会身分的人当成了“革命”对象，丝毫不理会人的社会实践和思想表现。校长既然是领导，当然就是“走资派”，必须以被告的身分站在“理性的审判台”前来。于是各种莫名其妙的罪名都加在他的头上，甚至他的不结婚也被说成是为了便于玷辱女教师和女学生0这一条“罪状”是他绝对不能忍受的，这个倔犟的人就在会场上反抗起来。可是批斗他的勇士们比他更倔犟，只一脚就踢断了他的踝骨。本来，骨折是不难愈合的，但那些人说他不过是脚腕扭了筋，不仅不给他治疗，还叫他去农场喂马，结果使他成了残废。
一九七二年他一瘸一瘸地又回到这个学校当领导。但教育界什么时候安定过呢？他和学校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每一次运动都要把他“请”去办“学习班”。在那情绪低沉的日子里，在那很难从集体中得到安慰的孤独年月，他渴望向一个异性的同情者倾诉自己的苦恼和疑惑。于是这个多年没有接蚀过女性、现在结婚又为财过晚的男人，就把对“上官”的初恋绝对化、理想化了。其实，他脑子里的“上官”早失去了肉身，已经不是一个“她”，而成为他自己想象中的一个精灵、一个感情的寄托了。那时，他每在街上碰见她他能在很远的距离，在稠人广众之中一眼就看出她），心头就会颤抖，呼吸就会急促，并且总是装作看什么似的站住不动。他不愿意让她看见自已经成了瘸子。
对周原呢，他的敌对感也缓和多了。在他被踢断腿的那天晚上，他被几个勇士拖进一间小黑屋里，躺在潮湿冰凉的水泥地上，他不由得悲凉地想起了“上官”。由“上官”又想起了周原。他没有料到如今他竟落得和周原同样的下场，“左”并没有帮助他躲过这场极左的灾难。他认识到，他和周原都是极左的受害者，不过是时间不同罢了。把别人对他的批判和他当初对周原的批判联系起来，他也认识到了，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社会主义国家几次政治运动大多违反了运动的本来意图，正如同马克思所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那样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了，引起了人民内部人与人之间严重的对立。他回想站在台下那些角堆满白沫、头发垂在额角，向他挥动拳头的人，从他们疯狂的、狡黯的、惶惑的、畏怯的眼光来看，显然有的是想在他身上取得什么，有的是通过斗争他来表现自己，有的是想以斗争他来逃避自己的被斗争。在那间小黑屋里，他第一次有了和周原同命运的感觉，开始饶恕周原了。
“祝他们好好生活吧！”他想，“上官跟着我也未必幸福，大家都要经过这么一场，从长远来看，倒是她找他找对但是，今天中午，周原以凯旋而归的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他的面前，既触痛了他的伤疤，又损伤了他准备和解的愿望。现在，这个人的纰漏又暴露在他眼前了。多年的积怨，使他心头又隐隐地闪出了一丝比武的人发现对方破绽时的那种喜悦。然而，这一丝喜悦只不过在心中抖动了一下就很快消失了。而且。这一抖动，反而象扯起了一条长长的带子一般，把他的思绪引向深邃的哲学思考中去了。
在那看得见星光的马厩里，在飘荡着艾草香味的田坎上，在潮湿阴暗的“牛棚”中，他曾吃力地捧着厚而重的《资本论》思考过很多问题。要从纷乱的现实中理出一个头绪，只有借助抽象力；要真正理解文化大革命，既不能从运动在观念上的表现，更不能从各派发出的豪言壮语上来分析。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深处，必然有一个决定一切的本质的东西。《资本论》所教导的方法，正是进这个本质的钥匙。奇特的是：阚星文在明亮的课堂和安静的书房里没有理解的东西，居然在钢鞭和拳头下理解了。如果说物理学家要在自然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实验，才能得到精确的结果，那末革命者就必须在社会斗争最复杂、最尖锐的状态中才能发现真理。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一个瘸腿的阚星文反而比一个腿脚矫健的阚星文更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了。现在，在考虑苏汉远向他提出的周原的这个问题时，这股强大的理性就在冲击他的感情，竟使他激动地站了起来，一瘸一瘸地在方砖地上转着圈子，
五
下午三点，苏汉远推门进来。他自己从暖瓶里倒了一杯水，在蓝布面的沙发上坐下。几句话，他就把局里叫他去商议的事谈完了，然后歪着头问道“怎样？桌上那份东西看过了吗？你准备怎么处理？”
这也是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头顶虽然微秃，却没有一丝白发，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最显眼的是他卞颔部分表现的返祖现象。不过，那短短的、向喉头削去的下巴并不难看，反而使他显出一种正直厚道、文质彬彬的气派。他是一九六四年从县中学提到这所学校来的，一直是阚星文得力的助手。他热爱教育事业并且精通业务，不管是哪一年级、哪一学科的教师在课堂讲课，他只要在教学大楼的长廊里捕捉几个词，就马上能知道课程的进度和教师当堂的情绪。在阚星文“群专”、“靠边站”和参加“学习班”的时候，他独自一人小心翼翼地驾驶这条蓬破舱漏的小船。他有以随机应变来委屈求全的本领，能和各式各样的“头头”虚与委蛇。而既要办学校，即使是所谓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的学校也好，日常教学总是要人搞的，所以那些专“抓革命〃的头头也离不开他，这就是他没有和阚星文一齐“靠边站”的原因。其实，他和阚星文的私人感情很好，在阚星文失去自由的那段时间，他也曾通过各种渠道悄悄地送过许多香烟和罐头之类的东西。阚星文也很了解他，他是他唯一能推心置腹的朋友，所以他并没有掩饰自己的看法，平淡地3兑“看过了，不过我看不出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咦！”苏汉远诧异了，“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孔孟的案到现在还没有翻嘛！”
阚星文笑了笑，说：“谁又给孔孟立过专案呢？值得注意的倒是，为什么四人帮在对待古代文化上的流毒至今还没有肃清。我看了周原搞的编目，的确，为什么选了韩非子、荀子、墨子的东西倒偏偏不选在中国古代文化上影响最深远的孔子与孟子的东西？另外，我还发现，王安石的《元曰》过去是一直编教材的，现在却没有了，而这正是适合初中学生读的七言绝句。这说明四人帮的鬼影现在还在某些同志脑子里晃来晃去！”说着他气愤起来一点笑意也没有了。苏汉远没有料到校长对这个间题会是这种看法。他们俩重新共事以后，就一直忙于抓纲治校，整顿教育和纪律，没有机会谈个人思想和感受。从阚星文憔悴、苍老、残废的外表看，他以为他一定是接受了惨痛的教训的，现在看来并没有。他摇摇头说：
“星文啊，我不相信你就这样幼稚，看不出这样搞会给学校和周原本人带来什么影响。”
看到苏汉远一副胆战心惊的样子，阚星文倒不由得又笑了起来，说道：“我看哪，你要是被四人帮狠狠地整几顿就好了，遗憾的是你吃他们的苦头还不多。”
苏汉远不解地透过厚厚的镜片望着他。不知怎么，最近他总觉到阚星文变得不十分象教育家，更不象搞自然科学的，倒象个哲学家，甚至有点高深莫测的味道。他动气地问“这是什么意思？”
在揭批“四人帮”的这一年里，阚星文发现，心有余悸的人并不是曾被“四人帮”整得死去活来、家破人亡的人，倒是自己受难不深（没有受难的人是没有的而看到别人备受折磨的人。越是受苦多的越没有“余悸”，这恰成一个反比。不过，他没有把这层意思说出来，只是摆了摇手说：
“汉远，咱们说实话，你承认不承认周原说的有点道理？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读了十年书的高中毕业生，本应该对祖国的传统文化有个概括的了解。当然，**说过要批判孔孟，从五四以来我们不断地批判过他们的学说，但是批判古人的学说是包含着批判地继承这层目的的，和批判政治上的阶级敌人不同。反过来说，我们在教材里选了荀子、墨子、韩非子，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些学说就不用批判了呢？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的确缺少点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而这是不利于我们搞四个现代化的。”
但是，苏汉远仍然固执地盯着他，反问道：“孔老二和四个现代化，嗯？这种联系……叫别人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