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机被扣、徐康良生死未卜的消息当天戴笠就通过电报发送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收到情报后大惊，忙发电指示戴笠想办法营救出徐康良及机组人员。
这营救如何营救？人被关押在福州叛军的大本营中，更何况又有王亚樵。武救是天方夜谭，只能文救。
戴笠立刻发电潜伏在福州城的特务，让福州的特务联系毛森，让毛森通过他在政府及军中的关系，“诤谏”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等人，释放徐康良一行。
第二天《申报》就送到了蒋介石的案头。头版照片中徐康良垂头丧气走下舷梯、王亚樵得意扬扬地站在舷梯上招手示意。《申报》配得标题也有意思：昔日飞檐走壁王，今日“飞马”上青天；昨日遨游蓝天徐，今朝徒步下“地狱”。
“娘希匹！娘希匹！”蒋介石气愤地将报纸掼到桌上：“什么样的报纸！”
毛森在福建军、政方面结下的那下关系还真起了作用。蔡廷锴本就没有杀徐康良之意，再加上一些政府官员和部下纷纷“劝谏”，蔡廷锴就有了马上释放徐康良之心。
他本想着王亚樵这一关难过，要好好做做思想工作。却不知道王亚樵的目的只是为了阻他不去谈判，如今目的达到，对徐康良放与杀并不放在心上。
于是蔡廷锴就释放了徐康良，归还了蒋的专机。
（徐康良以后在抗战中经过血与火的淬火，变得勇敢无畏，凭着出色的技术屡立战功，逐级升为战区司令员、空军副总司令。当然，在解放战争中也犯下了罪恶。功过是非，自有后人凭说。）
戴笠带着沈醉一行几人，将福建各地大的地方势力均已策反成功。照理戴笠已大功建成，应该返回鼓浪屿安全之地。但他看委任状和支票还剩有好些，竟决定去一些小县城，将这些县城的“民团”也策反过来。
副官和随行的两个特务劝阻，当然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沈醉也劝，但他说出的话更有道理一些。
他说，处座，那些大的地方势力想保住自己的固有地盘，自不免分析利弊、权衡利益，我看倒还安全些；而这些小的“民团”，弹丸之地、微不足道，抓住处座向叛军邀功，这里面以小搏取的利益巨大，就保不住有些人要冒这样的风险了。为微不足道的弹丸之地，却冒更大的风险，处座，我认为是不值。
沈醉确实进步很快。能从原先考虑特务行动的细枝末节上升到军事战略的分析，令戴笠很满意。
戴笠一笑，这个我已经考虑过了。有时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做事情，能做得完美，尽量要做得完美。安全嘛，有时坏事加以运用也可以变成好事。如果有人存歹心，可以用徐康良的例子来进行心理战。告诉他们，十九路军为反叛主力，在扣押了徐康良一行后，也慑于中央政府的威势，给自己留一条后路，都放了徐康良。你们难道就自忖能敌过百万大军，不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吗？
沈醉表示心悦诚服，愿继续跟随戴处座进行“民团”的策反工作。
福建这方面，革命政府的组建筹备工作已经一切就绪。
11月20日，李济深、蔡廷锴等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应邀赶来参加的有全国各地的反蒋人士。各代表纷纷上台发言。最后由李济深做总结发言，并发表了《人民权利宣言》。
21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人通电全国，宣布脱离国民党，成立生产人民党。推选陈铭枢为总书记。
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市体育场召开成立大会。由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冯玉祥、蔡廷锴、蒋光鼐等人担任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由李济深担任主席。宣布废除南京政府年号，改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福州为中华共和国首都；废除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改换新国旗。
王亚樵在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任职，蔡廷锴为军委会主席，蒋光鼐任副主席，王亚樵任总干事。
福建成立了新政府，不仅只是“反蒋抗日”了，而是立了首都，另立新国家了。这于蒋介石来说，就不象前面那样为了围剿红军而可以暂忍了。
但他也有难言的苦衷。他虽然号称拥兵百万，但其实就同福建方面号称拥兵二十几万一样，福建方面是算上地方势力的，而蒋介石是算上各地军阀的。
这些军阀现在明面上是统一了番号，号称服从中央指挥。其实哪有那么好指挥的。如果调这些人去收复福建，要么会跟你讲条件或摆困难，就是不讲条件去了也只会敷衍了事、保存实力，能打个“娘希匹”的仗。
能真正服从命令的只有几十万的嫡系部队。可是他现在正指挥着这些嫡系部队进行着围剿红军的战斗，实在分身乏术。同时他也担心，如果派嫡系部队去收复福建，**红军会不会和十九路军结成同盟，从江西发起攻击，合力夹击自己的嫡系部队。
所以他还只有隐忍。一方面通过南京政府对福建反动政府发起铺天盖天的舆论声讨和谴责。另一方面则加紧了对江西红军的围剿行动，希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红军主力部队打“残”，再腾出手来对付福建的反动政府军队。
戴笠如愿地将带来的委任状“发放”完毕。他没有回鼓浪屿，而是“游进”于漳州、泉州等一些大城市，对十九路军军中的一些将领进行策反工作。
他知道，自福建宣布成立新政府，就没有了转寰的余地，一场战争必然要爆发。前面的策反地方势力还带有点儿未雨绸缪的味道，而现在，他知道，自己所多做的每一点儿工作，都决定着那场必然要来到的战争的残酷程度、进度和结果。
驻守厦门、漳州的警备司令黄强，原是蔡廷锴的参谋长。黄强的妻侄周昭琼是戴笠的手下人。戴笠急召周昭琼赶赴厦门。他带着周昭琼及沈醉一行人亲赴漳州，住在黄强的警备司令部三天，终将黄强策反成功。
范汉杰，任十九路军总部副总参谋长。戴笠先通过关系，约范汉杰在福州以外的地方会面。见面后范汉杰才知道要见的人是戴笠，不禁大感震惊。看戴笠面带微笑、镇定自若，不禁敬佩他过人的胆量。
当然范汉杰表面上自然不会流露出来，他对戴笠说，你以身涉险，也太不把十九路军将领放在眼里了，想去年在上海，虽面对日本军高素质的海、陆、空会战，在没有支援、后又缺枪少弹的情况下，我们还将日本人打得频频换将，又何惧你一个戴雨农。我外面虽只带了十几个士兵，但取你项上人头，可谓易如反掌。
放到一般的强人就会说，虽然我外面只带了五名手下，虽保不得我的身家性命，但拼得范参谋长的同归于尽还是可以做到的。
这样虽气势上不输对方，但气氛上就将本来对立的场面更加尖锐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