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蒋与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一触即发。柏文蔚等人成立了反蒋组织，王亚樵受邀欣然参加。王亚樵还策动了方振武加入了这个组织。方振武信任王亚樵，将手里的四个征收商业税的厘金局交予王亚樵。
王亚樵接受了安徽四个厘金局的管理，负责筹措经费。这四个厘金局都处在安徽富庶之地，所入税收相当可观。
这是筹集反蒋军费、不是帮内的事情。虽说现在帮里的收入大不如从前，可王亚樵没有想过从厘金局里捞一文钱为帮里挪用。
但自己能做到这一点，不能保证手下人能做到这一点，怕他们会好心的将一些钱用来维持帮里，所以王亚樵在考虑这几个局的局长人选时费了脑子。这时一个人站了出来，王亚瑛。她主动向王亚樵请缨去管理厘金局。对她，王亚樵自然是放心的。
果然，担心的事情出现了，有些人在生死搏杀中都能豁得出去，在白花花的银子面前却看不开。朱雁秋这个王亚樵手下能拼惯战的大将，在管理其中一个厘金局后，不但挪用钱款给帮里，自己也大肆贪污。
当然，朱雁秋也有他的想法。这钱是给别人筹的，又不是帮里的。若是九哥或帮里的，那他朱雁秋宁肯饿死也不会动一文钱。
多亏了王亚瑛把持着自己管理的厘金局，还监管着另几个，虽辛苦，但使王亚樵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筹集到了可观的反蒋军费。
这段时间，王亚樵与柏文蔚、王乐平等负责人经常商讨反蒋事宜，又分头策反军中有反蒋倾向的人士。对小妾王亚瑛，见她这么辛苦，王亚樵又是心疼又是感激。要不说王亚樵虽是个“多情种”，但一生对王亚瑛却挚爱最深。
也是，一个女人为一个男人，只要是他愿意做的，不管对不对，她都会全力以赴去支持与付出。只这一点，就值得这个男人爱这个女人一生了。
王亚樵积极策划常州起义，以配合反蒋的冯玉祥、阎锡山。现在是组织策划者，自然不能象以前那样只管带兵打仗，一切都要操心。
王亚樵将兵权交于余立奎，自己幕前幕后地全面操心。为了让起义的军官安心，王亚樵将军官家属全部送到了上海，安全地保护了起来。
经费这一块也是王亚樵负责。
战争是一个多元素的“游戏”，里面时、势、度，各种致使天平发生改变的因素都有。钱饷在里面其实占着很大的一部分。
不要一提钱就觉得俗。战争中钱真的不俗。就算最无私的卫国战争，你前线战士的衣物、粮食等物资都要从国内、国外筹备。筹备就是花钱。要不然士兵吃不饱、穿不暖、缺少弹药，既使再无私爱国，也会影响战争天平的倾斜。更何况国内军阀战争中这些士兵。军阀们今天同这个为友、明天又翻脸大战，只不过为了地盘、利益，我们当兵的图个啥？要拿命来换啊！自然是图个吃饱有饷。
王亚樵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工人卖力气，遇到扣薪、加班不给薪的还要找自己出头替他们争取，更何况士兵卖得是命。
他将筹来的经费一文钱都没有截留都交给了部队的军需官，还将自己的钱补贴了一些。
正当起义准备就绪的关节，王乐平手下有一个叫赵铁桥的家伙卖友求荣，偷偷跑到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向蒋介石告了密。
蒋闻讯大惊，派重兵围常州而来。起义被迫提前。
这就不同原先的布署了，原先是突然起义出兵，打蒋军个措手不及；现在人家不但有了准备，还调了重兵来包围。这一正一反便成了天壤之别。余立奎率领的常州起义军被打得大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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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战爆发了。其实这也是一场“金钱战”。前期冯、阎的大军沿陇海线推进，作战勇猛、气势如虹。特别是冯玉祥的军队，常期驻在秦地这个干旱贫瘠之地，再加上此时正是秦地“年谨”，早就想随冯玉祥扩大地盘，以便有富庶之地可驻扎。
“年谨”，是指荒年。但陕西是个苦地方，人也苦惯了。这个“年谨”一词轻易不用的。一般遇到收成不好，只说“荒年”“今年是个瞎瞎年”。
但这连续几年，秦地遇到了连续几年的大旱，在大旱的同时，又逢风灾、蝗灾、火灾、兵灾，几百万人活活饿死，200多万人逃亡他乡；还有近900万人散布在这千里之地上，以树皮、观音土挣扎在死亡线上。从最初的两家易子而食，到后来路上七八人逃难而行不敢落单，不然遇着人多的一帮，就会被打死分食了。可说是活活一副人间地狱的景象。
所以冯玉祥的西北军做战更勇猛些，只想卖命多打些地盘到富庶之地去。
（这里得说一说李仪祉其人。就是前面王亚樵手下刺杀陈调元假冒的那个水利专家。李仪祉本是秦地人，他是国内有名的水利专家，而家乡又面临这样的实际情况。他遂回家乡投入水利建设中，可说是为改变这种局面不辞辛劳、呕心沥血。引泾河之水建泾惠渠；引洛河之水修洛惠渠；引渭河之水修渭惠渠。还有梅惠渠、褒惠渠、定惠渠。使秦地一改“吃水难、靠天吃饭”的痼疾，才有了后来的八百里秦川富饶之貌。值得敬仰。）
中原大战到了胶着期，钱在里面的重大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冯玉祥的军队装备落后于人家不说，原先只知道自己吃饱就很不错了，现在一看人家有饭还有菜；西北军一年脱了棉衣就是单衣，再看人家还有卫生衣。这士气就有些低落了。
卫生衣，就是后来人们称为秋衣的东西。
当然“人家”也不容易。背后的难处只有自己知道。
蒋指挥前方作战，“管家”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就要为其多方筹集经费，还要联系到国外订购武器。打仗就是烧钱。蒋介石要得多、要得急，宋子文哪里变得出这许多钱来，连急带累也不顶事，准备辞职撂挑子。
前方战事再紧，后方筹资也是大事。蒋介石给宋子文发了几份电报请他务必“勇承重担、以期大功”，又给宋美龄发电，请她“代挽之”。从下面两封他分发给宋美龄和宋子文的电报中就可看出当时蒋的忧急之心。
“闻子文兄忧劳致疾，无任系念。请代慰问。值此危难之际，只好宽怀达观也。”
“财政困难，兄所深知。文兄为难，兄无不知，自当从事节省。”
这封电报并不是蒋介石犯了常识性错误，而是他年龄比宋子文大，但宋子文又为宋美龄的哥哥。蒋因自己权高位重，便自创一招，既称宋子文为兄，也在宋子文面前自称为兄。
蒋虽保证节省，但这不由他说了算。你再节省，战争这台巨大的“怪兽”也是要不停吞噬生命和金钱的。1930年7月，前方战事吃紧，蒋介石又向宋子文要军费。宋子文拒发。蒋再急电索要，宋仍拒发。
宋美龄找到哥哥说：“若军费无着，战事失败，吾深知介石必殉难前方，决不肯愧立人世，负其素志。如此则我如不尽节同死，有何气节！”
这是以死相求了。不仅这样说，宋美龄还取出自己名下积蓄，并变卖房产交给兄长以充军费。
宋子文也不禁为之感动。遂又绞尽脑汁多方筹措，将军费发了过去。
军饷发下，蒋介石的“讨逆军”立刻“士气”高涨，即于8月15日收复济南。
但济南攻克后，蒋介石的需求又来了。对宋美龄他不仅心存感激更兼感动，但还是发电报给宋美龄：“前途多艰，不能以小胜自矜也。现在最需者为四十万件卫生衣与下旬之军米。忱琴老实，不敢于子文催促。请约忱琴与子文协商。此卫生衣与军米于此月一星期内需办妥解来，前方才不致以饥冻而崩溃也。”
忱琴乃蒋之军需官周骏彦。前不久宋美龄以“尽节同死”相逼，宋子文才肯“弃节相筹”。蒋介石自己都不敢直接发电与宋子文，当然知道周骏彦更不敢去索要了。所以蒋介石只好仍求助于宋美龄来相帮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