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充满了现代艺术气息的苏联展馆“尤克托方块”旁边，耸立着一座巨大，夸张，装潢豪华的古典主义展馆，门前是希腊式的廊柱，墙壁上有巴洛克式的镂空，顶部是夸张的穹顶，看上去类似米拉都国会大厦，科隆大教堂，巴黎圣母院还有许许多多著名建筑的奇怪综合体，与之相配合的还有一座高大的巨型雕塑，那是一个健壮的**男性形象，大步跨越似乎在猛力向前跑动，这就是纳粹党所崇尚的“超人”的象征——不过和传统的古典式**雕塑相比，这位仁兄似乎少了些两腿之间的部件。苏联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们不无揶揄地将莱茵兰展馆和莱茵兰代表团称之为“我们的邻居”，而对于那座大步跨越而没有蔡国庆的雕塑，大家经过集体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是：
“看见没有：步子大了容易扯着蛋······”
莱茵兰展馆被命名为“千年”——与可以轻松拆解并且在别处重建的苏联馆不同，莱茵兰展馆是一座永久性建筑，按照它的设计师阿尔伯特·施佩尔的创意，这座建筑真正的魅力体现在它从建立直到倒塌成废墟的一千年过程中。即使因为缺乏维护而损坏，塌圮，以至于渐渐成为一片残垣断壁，这座展馆也将始终保持它的威严与美感，因为建筑倒塌的角度是可以计算的。
蒋玉成是这样评论这个新奇的设计思想的：
“当然，首先，没人保证这座建筑能够在一千年中始终保持着缓慢而自然的劳损，而不会因为火灾，地震，或者熊孩子之类的原因而被毁于一旦。第二，很难想象在高速发展的今天，这块地皮能够被一片毫无使用价值的危房占据哪怕是仅仅五十年，它很快就会被拆迁掉变成有用的建筑的。最后，虽然施佩尔博士目光长远，将这座建筑的价值延续到了一千年以后，可是以我短浅的目光看来：这座展馆即使是现在也没有什么好看的，也许倒不如它变成废墟之后的样子。”
当然，在本届世博会上，施佩尔的杰作也不仅仅是展馆本身，还包括相当一部分展品，其中就有她为柏林设计的一整套建筑规划。我们的元首——当然，现在还仅仅是总理——准备要将莱茵兰的首都改名为“日耳曼尼亚”，并且建设成为雅利安人优越的象征和“世界文明的灯塔”。施佩尔随即被任命为“振兴德国首都建筑总监”，并在巴黎广场上得到了一间巨大的办公室——历史悠久的普鲁士美术学院被勒令搬走，腾出场地供她使用。她的任务就是满足元首对壮丽建筑的需求，设计出一系列符合日耳曼尼亚地位的建筑作品——偶尔，也帮助完善那些元首本人的设计作品，比方说二十年前元首还是个文艺青年的时候绘制的关于柏林大会堂和柏林凯旋门的铅笔素描。
按照希特拉的构思，施佩尔画出了总体规划图。整座城市的总体布局基于两条中轴线。其中最壮观的南北中轴线长近8公里，宽120米——比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宽20米，两端各有一个火车站。南北中轴从南端火车站起始，穿过火车站广场上长170米、高117米、进深119米的柏林凯旋门——单论高度几乎是巴黎凯旋门的两倍，如果比较体积，差距就更大了。中轴线横跨斯普雷河，到达高290米、能容纳15万人的“希特拉圆顶大会堂”，大街在此折而向西，直至北端火车站。沿途建筑全部使用“真实的材料”——花岗岩和大理石建造。
由此产生的还有更多的尺寸巨大的建筑，包括一个军事操演场、一个供元首作演讲和举行音乐会用的大厅，有1.5万个床位的帝国大酒店，还有能容纳40万人的巨型体育场——按照希特拉的想法，等到日耳曼帝国建立世界上应有的秩序之后，奥林匹克运动会将永远在这个运动场里举行。但是很可惜的是，这座体育场没法赶在7522年的柏林奥运会开始之前完工，不过能够在竞争中击败基辅，也已经足够让元首大大得意一阵了。
按计划，所有建筑物将在7540年前竣工，届时，在主干大街上将会有盛大的胜利游行，一次盛况空前的世界博览会也将同时举行——元首似乎有意将自己征服世界的计划与日耳曼尼亚的建设计划同步起来。
按照惯例，施佩尔为“日耳曼尼亚”制作了巨大的模型，以方便希特勒随时前来查看，模型大概与人胸口齐平，分块组装，可采用聚光灯从不同角度照射，模拟不同的光照条件，建筑物涂上了不同的颜色以代表所用的材料，铅制的玩具士兵在大街上排成纵队行进。容易激动的希特拉对此非常满意，她经常领着客人在模型陈列室参观，不过更多的时候是他和施佩尔两个人在一起兴奋地交谈。有一次，她挽着施佩尔的胳膊，眼泪汪汪地说，“您是否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搞这么大的规模吗？日耳曼帝国的首都——只要我还健在的话……”
“是的，我能理解，艾莉。”施佩尔也噙着泪，连连点头。
对于出身名门，从小在拥有14个房间的豪宅里面长大，被女仆，管家和司机服侍的大小姐施佩尔来说，希特拉的自信与激情有着致命的诱惑力——施佩尔一直走着被父亲设计好的人生道路，在长辈面前因为缺乏自主和展示才能的机会而自惭形秽，被迫将自己的叛逆和疯狂用淑女的循规蹈矩遮掩起来。所以在遇上那个闪耀的演说家和领袖的时候，她被生活铸就的外壳融化了，她的心灵产生了共鸣，她简直是以新的生命和被压抑许久的热情投入到崇拜希特拉，为其效忠的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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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xt·······”卓别林盯着施佩尔外套上闪耀的金色反万字徽章，骂了一句，“他们怎么把纳粹都给请进来了！····”
“常有的事，别激动。”爱森斯坦却显得颇为淡定，“我们的邻居可比我们这些红脑壳要受欢迎得多。”
这倒是真的：大萧条中的工人们忍受越来越低的工资（因为圣卡尔所云的“失业后备军”的规模越来越大），如今地位渐渐与农奴等同。从黎明一直工作到黄昏的工作制度本来是已经在资本主义的发祥地——曼彻斯特被消灭了，现在却又在新大陆死灰复燃。康涅狄格州劳工局长报告说，本州有一百多个工厂里的工人，每周工作55小时，而工资只有六角。纽约市是纽约州里剥削工人最厉害的地方，而市内那个雇用5万名女工的服装工业，其剥削之凶又冠于全市。制帽工人钩织一打帽子，只得工资四角，一星期只能织两打。做围裙的女工做一条挣二分半，一天只能挣两角。给拖鞋加衬里的女工，搞了72双拖鞋才得到二角一分；如果每45秒钟能加工一只拖鞋，每天工作九小时，拿回家里的也只有一元零五分。有一个做裤子的工厂，女工把一条裤子的线头清除并用海绵揩干净，只得工资半分。处理这样一条裤子要花五分钟，所以每小时的工资是六分。如果哪个雇主厚道一点，就无法跟这种血汗工厂竞争，“好”的资本家也在被资本主义本身残酷无情地淘汰着，正如民国年间还有点良心的地主那样。
照理说，经济不景气的当下，应该是劳工运动盛行的时候吧？可是事情却相反，工人在失业，在挨饿，有组织的工会会员却越来越少——据统计，已经减少了一半，现在仅仅是3000万产业工人人数的百分之六。罢工的运动是有的，不过情形都很悲壮——资本家总是出动几千人的“私家侦探”（其实是雇佣军），伴着国民警卫队一起，毫不留情地用机枪扫射工人，反抗都被淹没在血泊中，而媒体和州议会连一个屁都没放，有时候还拍起手来，为“横扫赤党分子”叫好。
的确，在资本主义受到考验的当下，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左转了。一些人办起宣传苏联的通讯来。甚至连以创作“香槟和鱼子酱”（这是小林不二子的评价）出名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写道：“为了要革命，也许参加**是必要的。”政界人士也不是没有亲共的，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奥尔森就直截了当地对一位华盛顿政府官员说：“告诉他们吧，奥尔森正在给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招募队员，谁要不是**，他就不收。”
然而，知识分子没有权力，奥尔森也不过是个政客中的异类。有钱有势的人以及陆军部长赫尔利都属于右翼。自从大萧条开始，政府就不肯裁减军备，因为这样做势必“削弱维持国内治安的力量”。各种各样的法西斯组织和右翼民兵团体遍地开花，势力远远胜过手无寸铁的工人学生和明尼苏达国民警卫队。大资产阶级收买陆海军，时刻准备投入内战。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对学生们说：极权主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比民选制度培养出来的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倘若说有什么人能代表美国的统治集团的意见，这位得过诺贝尔奖金、拥有34个名誉学位、当了30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巴特勒博士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了。
很少人公开出来提倡不折不扣的法西斯主义，新大陆历史悠久的自由主义传统不允许别那么做，但是却有不少人拥护法西斯主义的原则。资产阶级曾经为了反对**君主和封建制度而高呼民主与自由的口号，现在为了保护自己的优势地位，却又开始欢迎独裁统治了。堪萨斯州州长兰登声称：“宁可让独裁者用铁腕统治，也不能让国家瘫痪下来。”纽约州众议员小汉密尔顿·菲什说：“如果我们不能在现制度下实行独裁，人民就要改革这个制度的。”一些人把宝压在今年十一月参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身上，写效忠信保证支持他成为独裁者，而另一些人则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将这位“不合格”的下任当选总统除掉，换一个“合适”的人物。共和党参议员戴维·a·里德爽性说：“美国现在需要一个墨索里尼”——说起来，那个时候我们的元首还没有她的好姬友出名呢······
由此可见，卓别林的友谊对于苏联来说，是何等的珍贵了——电影界是因为大萧条而暴富的产业，而卓别林居然能站在人民大众的那一边。与此同时，他的同行们，那些绅士和淑女们此时却正围坐在施佩尔身边，一个个神情专注地听她高谈阔论呢：
“请问，你跟她···有私交吗？”
“是的，对这一点我很荣幸···”施佩尔彬彬有礼地承认道，“请记住我说的话。我们的一切目的仅仅在于维护住我们的传统边界，那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出去吧。”卓别林一挥手，“我向你道歉，不应该来这个地方····”
“其实无关紧要······”爱森斯坦勉强想要跟上卓别林头也不回的步伐。不过，施佩尔占据的阵地有点过于得天独厚，他们想要出门去而不和她照面，几乎是不可能的——
“她只是在努力的改善人民的生活，创造就业机会，消除那些投机倒把的金融蛀虫，那些犹太民族······啊！这不是查尔斯·卓别林吗？我是您的忠实影迷······”
施佩尔十分热情和礼貌的伸出了手——说实话，她对卓别林的情况了解的不多，但是这位喜剧之王不但是名笑星，也是联美电影公司的三巨头之一，在圈子里也是很有些影响的，对他表示友好，肯定不是坏事情，但是卓别林冷冷地瞟了她一眼，用一种故意冒犯的语气说道：
“我不跟纳粹握手。”
“啊······”
施佩尔有点尴尬了——这情况实在出乎她意料。至少在美国“有身份的”人群里面，她还从未受过如此的冷遇，自己的淑女风度总是攻无不克的武器，而且上流社会的礼貌也保护了她——直到她在这个“小流浪汉”面前吃了闭门羹。
“您···抱歉，但是您为什么要仇视我们？”
施佩尔脸上挤出一个勉强的笑容——她的话并没有生气的意思，反而是委屈和困惑的成分居多。卓别林转过身来面对着她，神情还是不屑，语气已经变成质问了：
“那你们为什么要仇视所有人？”
该怎么回答呢？——施佩尔当然知道希特拉的计划，但是即使是她自己，有时候也在心里面逃避这个念头。这个计划是希特拉魅力的所在，但是也是她的致命弱点，只要头脑恢复清醒，这个征服世界的计划就会显得疯狂而丑恶。施佩尔只能在头脑充满激情的时候才敢于面对它。
“您得理解，施佩尔博士，”这时却有一个听众慢条斯理地为施佩尔解围了，“卓别林先生是犹太民族。”
“哦，难怪····”施佩尔表情复杂地捡了个台阶下。
可是卓别林抬高了嗓门：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会非常荣幸的——可惜我承受不起。”
说完这句话，卓别林迈开大步向门口撞出去了，一位施佩尔的女性听众愤慨地抓住他的胳膊肘，说道：“真为你感到羞耻！”可是卓别林粗暴地一甩胳膊扯开了她，连看都不看一眼，头也不回地就走了。爱森斯坦从人群中挤出来，抓住施佩尔的手用力握了握：
“我也感到非常荣幸——我是说，我就是个犹太人，来咬我呀。”
趁着大家还没回过神来，我们的导演同志一溜烟地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