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集》寻乌调查(四)--第三章、寻乌的商业(一)门岭到梅县的生意
从石城、瑞金来的，米和豆子为大宗，值几十万元。从兴国来的，茶油[9]为大宗，米也有(少)。于都、会昌没有什么货来。
澄江圩每圩从门岭来的油约有四船(门岭肩挑到澄江下船)，每船装油十二担，每担约值小洋三十元，每年以百圩计算，约值十五万元。
石城、瑞金的米到门岭，大部分经罗塘、下坝(武平属，在三省交界)、新铺(蕉岭属，离梅县三十里)往梅县，每天有约三百担过。米走寻乌通过往梅县的，很少。由寻乌通过的是油豆两大宗。豆子担数比油多一倍，每担有五斗的，有三斗的，不等。价值每斗小洋一元五毛。每圩(三天一圩)用船载的有五船，每船十四担，每担(以四斗计)值六元，每圩共值四百二十元，每年一百圩共值四万二千元。另还有肩挑，每圩有二十担，每年有二千八百担，共值一万六千八百元。两项共值五万八千八百元。
(二)安远到梅县的生意鸡
这一条路上的生意，大宗是鸡，次是牛，又次是猪。鸡的大部分是唐江、南康、信丰来的，安远也有一点，甚至有从遂川来的。走王母渡、金鸡圩、新田、版石，不入安远城，由安远城北五里地方通过，入寻乌下梅县。由梅县的鸡行装往松口，向汕头输出。鸡每天走寻乌通过的，安远来的是大宗，也还有小部分走门岭来。每天少也有一百担，多的到百三十担。每担六十斤，以每天百担计，六千斤。鸡贩子由唐江一带一直挑到梅县城或新铺圩(由寻乌走大拓去新铺下船，直往松口，不经梅县)发卖，每斤价五毛(寻乌鸡价每斤四毛)。每天六千斤，共值三千元。每年三百六十天，共值一百零八万元。梅县鸡行卖与松口，每斤价七毛以上，可谓大赚其钱。
牛
每月逢一是“牛岗”。十一月最旺，每岗七八百头牛。正、二月次之，每岗一二百头。三、四、五、六、七月最淡，每岗少的三五头，多的也不过十余头。八月初一这天为牛市“开岗”的日子，从这日起生意逐渐旺盛，每岗从四五十头到六七十头。九、十两月每岗就有百把头了。
每年共有多少牛呢?
正、二月每月平均一百头，共二百头；
三月六十头；
四、五、六、七月没有市；
八月三岗，二百五十头；
九月同八月；
十月三百头；
十一月三岗，二千一百头；
十二月只有二岗，一百六十头；
全年三千三百二十头。
牛价平均每头值四十元，全年共值一十三万二千八百元。
牛也是如鸡一样，从唐江、信丰来的为大宗，安远也有一点点，寻乌本县没有。和鸡不同的是，鸡于寻乌只是经过，牛则在寻乌出卖。牛市在县城东门外河墈上，卖主是唐江、信丰、安远人，买主是梅县、武平、蕉岭、平远人，经纪(牙人)是寻乌人。不是经松口向汕头输出，大概是牛贩子们买了去转卖给人家耕田，或转卖给城市宰杀。牙人钱每只牛买卖双方各出半毛。牛税有承商包办，每年缴政府一千七百四十元。牛税从前每年“标”(即投标)一次，出钱多的得标，近改为三年一标。税到牛身上，黄牛每头四毛，水牛每头五毛，名之曰“饷”。抽过了税，在那只牛身上拍上个“饷”字的石灰印，买主就起牛跑。饷以外，还有捐，是近来附加的，每牛一毛。承商向政府出的税，连同他自己的赚项，年在二千元以上。以平均每牛抽税四毛半计，每年在寻乌城出卖的牛，当在四千五百头以上。上面说每年三千三百二十头，乃是最少量的估计。
猪
信丰来的最多，安远次之。走两条路来，一条从安远城，经寻乌城，走牛斗光、八尺去梅县，这一路最多；一条由安远南乡，走公平、新圩、留车、平远之中坑圩，往梅县，这一路较少。两条路全年有五千只猪通过。平均每只一百斤，每斤价四毛半(每只四十五元)，五千只猪共值二十二万五千元。寻乌政府每只抽税二毛。
(三)梅县到门岭的生意
大宗是洋货(牙粉、牙刷、电筒、胶底鞋、肥皂、洋伞、马灯、洋铁均大宗。其中如牙粉、牙刷等，本属中国制的多，但普通也叫洋货)，海味(海带、海参、鱼肚、鱿鱼、淡菜、咸鱼等为大宗)，盐(十年前惠盐多，三四年前潮盐多，这是因为商人包办路线不同的缘故。现在又是惠盐多，则因八尺、中坑等处反动派对红色区域封锁，阻塞了潮盐的路的缘故。盐到门岭后，一直通往兴国)，洋油(亚细亚牌的多)，布匹(梅县去的少，兴宁去的多，均买了洋纱自己造的。兴宁织造很发达。兴宁一般生意也比梅县大)洋纱(外国货)这五类。糖与面粉亦有好些。
梅县与门岭不通车，货大部分是肩挑，盐通通用马子驮，只有用船载至澄江起岸。面粉之一部也用马子驮。
门岭去梅县，脚夫们一担货去，一担货回。
(四)梅县到安远、信丰的生意
货物种类与往门岭的同，但数量少于门岭，大概比例是门岭六成，安、信四成，因门岭货物销到瑞金、石城、于都、兴国等广大地方，安远、信丰地域较狭之故。
(五)惠州来货
只有盐一门是大宗。咸鱼、黄糖二样略有一点来寻乌卖。此外没有。
(六)寻乌的出口货
上面说的都是进口货或通过货，这里要说寻乌县对外出口货。
第一是米。梅县一带很缺乏米，价比寻乌贵一倍，寻乌每年要供给它很多。澄江、三标、吉潭(项山的)、城区四个区域的米，从牛斗光经八尺、大拓，向梅县输出；龙图、腴田、留车、芳田、篁乡上半区一带的米，走中坑向梅县输出；大同、篁乡下半区、大田、蓝田、斗晏及龙川来的一部分，走岑峰经石正向梅县输出。三条路输出数量大略相等，每天共计输出米一百担，全年三万六千担，平均每担价八元，共二十八万八千元。
第二是茶。出于城区西厢之上、下坪，南厢之图合、冈上、鹅子湖一带。三、四、五、七、八月为采茶期。每圩约输出二十担(每担七十斤)，每年百圩输出二千担，共一十四万斤，每斤价五毛，共值七万元。十分之八以上向兴宁输出，十分之二以下向梅县输出。采茶时兴宁客子到乡下，收买生叶自己制造。生叶中，“雨前茶”(谷雨以前的，又叫“头春茶”)，一块钱八斤，每五斤生叶可以制出一斤茶。这种雨前茶价颇贵，要一块钱一斤。“二春”(三四月的)和“秋子”(七八月的)，每块钱能买生茶叶十五斤，制造出来每斤卖五毛。做茶生意的靠着二春和秋子赚钱，头春茶是赚不到什么钱的。十二月还能产出些茶，名叫“雪子”，和雨前茶一样的贵，同属上等人家吃的。出不多，客子们于它也赚不到什么钱。城区之外，双桥区之雁洋坪也出茶，虽很少(每年只值百多元)，但很好，因为不是岭头种的，而是菜园子里种的。
第三是纸。出于篁乡，向兴宁(走罗浮、罗冈)、梅县(走中坑，也有走岑峰的)、龙川(走贝岭)三地输出。平均每圩六十担，全年一百圩，六千担，每担价八元，共四万八千元。
第四是木。产地是城区的西厢(上、下坪)、南厢(鹅子湖)，南八区的河角圩一带，篁乡区的香山、高头一带，三水区的肖木坑、寨塘坑，兼三区的罗福嶂。除罗福嶂的向潮汕输出外，其余均向东江输出。但罗福嶂木头输出潮汕价钱很贵，输出东江的则价钱很贱，每年约值万余元。二十年前出产较大。
木头出口是龙川客子出本钱，本地木商作辅助。都上山去看完了，把山价(那山里许多木头中，讲定可以“倒”的那些木头的价钱)交与山主，由客子自己雇工倒下来，本地商人则为之照顾，使木头不被别人偷去。四五月是倒树最多的季节，六月以后，倒的渐少，九月以后便不再倒了。木一倒下就剥皮。剥了皮之后至少有两个月摆在地上，使它干起来。两个月后如果市价好，出卖有利，就扎排子下河，往往有搭架搭到三四年的。本地商人对于树贩(外地客子)是处在一种工人的地位，他们称树贩叫“老板”，而树贩称他们叫“排头”，利益的分配是老板九成，排头一成。
第五是香菇。主要产地是三标和安远交界之大湖岽、小湖岽、寨塘坑、上下坝，城区和安远交界之上、下坪一带山地，其次是双桥区与平远交界之叶子輋。香菇每斤二元，每年约出一万元。安远出香菇比寻乌多，销往南雄，寻乌的销往兴宁。没有客子来收，是寻乌人贩了去卖。
第六是茶油。出在双桥的大同、斗晏、荒塘肚、蓝田、大田一带。年约一万五千斤，每百斤二十五元，共计三千七百五十元。从罗浮、岑峰两条路对兴宁、梅县两地输出。
总计寻乌六种出产(单说出口部分)价值如下:
(七)寻乌的重要市场
吉潭第一，盐、米、油、豆是大宗。牛斗光第二，盐、米略小于吉潭，油、豆与吉潭等。留车第三，布匹是最大宗，由兴宁进口；油、豆次之。县城第四，牛行要算第一门生意；第二是油、盐、米行；第三算是布匹(从前赣州有布子来，民国十七年起没有了，因为它是土纱织的，“一股大，一股细”，被兴宁、梅县的洋纱布抢了生意去。兴宁、梅县的布很好，“一掌平”)。鸡生意虽大，但它只通过不归“行”，故不算。澄江第五，油、豆、盐在这里过驳，是大宗；米次之；鸦片亦是大宗，从兴宁、于都来。石排下第六，油、盐、米、豆的总口岸，但多属通过，只盐、米有些买卖。鸡、猪、牛亦是通过。
此外，如岑峰(米)、公平(纸)、篁乡、三标等处，都属普通小圩场。
(八)寻乌城(1)寻乌城是什么
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非常明显，争取贫民一件事，一般同志不感觉它的重要，高级指导机关感觉它的重要了，却始终不能给同志们以行动上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不能把具体工作方法指示出来。这不是由于不了解城市是什么东西才弄成这种现象吗?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倘能因此引起同志们(尤其是做农村运动和红军工作的同志们)研究城市问题的兴味，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那更是有益的事了。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倘若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
寻乌的许多市场中，由于机会的便利，特为把寻乌城这个市场拿了来观察一番。
说到寻乌城这个市场，真是不胜今昔之感。从前时候寻乌城的生意，比现在寻乌城的要大一倍。光绪二十七八年为最旺盛，那时候不但北半县的澄江、吉潭要到寻乌城来办货，就是南半县的篁乡、留车甚至平远县的八尺也到寻乌城来办货。这是因为前清时候赣州的货物经过寻乌销往东江，东江也还要买赣州的货，留车等地更不消说，因此中站地位的寻乌城的生意，当然便发达了。自从梅县的洋货生意和兴宁的布匹生意发展了，便把赣州的土制货色的生意夺了去，不但东江以至八尺都不到寻乌城办货了，南半县的留车等地也不到寻乌城办货了。再则光绪二十七八年前还是所谓“功名顶戴”时代，还没有行新政，县城生意的大宗是赣州来的绸缎。那时以后时局变化，绸缎的需要减少，直到民国元年废除“功名顶戴”，绸缎几乎全废，县城生意就大大衰败下来。寻乌城是这样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怎么不值得我们注意呢?还有，寻乌城至今还是一个不定期的店铺交易和定期的圩场交易并行着的地方，它约有二千七百人口，一道坚城的内外，表现它那寂寞的情调，除非到一、四、七的圩期，才临时地热闹几小时，这不又是一件很好的资料吗?
下面是从各种货物去剖解这个城的生活情况和组织内容。
(2)盐
本城的一切货物，大都是销向城区的东西南北四厢和三水区的三标、水源两堡这个区域里的，别的地方很少到本城买东西。惟独盐是例外。盐的大部是销往安远、信丰，小部才销在城区、三标。又因为它是日用品，所以它是城里生意的第一大宗。城内有五家盐店，每家每年多的做得两万元生意，少的也做得六七千元生意，五家共合一年可做十万元生意。
盐分潮盐、惠盐。潮盐好，但贵，每元(小洋)买十斤到十一斤。潮盐色青黑，清洁能防腐。惠盐色白，但质差味淡，因之价也较贱，每元能买十六七斤。要是贪便宜的人才吃惠盐。寻乌的盐，历来是潮盐多，惠盐少。
开潮盐行的，本地籍二家(汇通、新发昌)，平远籍一家(韩祥盛)，万安籍一家(周裕昌)，泰和与本地合开一家(万丰兴)。汇通有本三千元，算最大。周裕昌先前有本二千元，去年因做纸生意被匪劫失本九百多元，现只存千元左右了。以上两家都开了二十多年了。第三家要算韩祥盛，本约七百元，开了十几年。第四家万丰兴，两百块钱进店，开了四年，现有本四五百元了。第五是新发昌，开了十多年，拉拉扯扯不上一百元本。
汇通店主钟周瑞是个地主(开盐行的只有他是地主)。店子开在东门城内，家住在南门城外。有二百二十石谷田，每年收获两季，每季出谷二百二十担，一季完全交租，一季农民得着。他家里有个老婆，三个奶子(儿子)，三个新妇(媳妇)，一个等郎嫂(买来的，五岁了，因为她现在并没有郎，还要等着她老板娘把郎生下来，故叫等郎嫂，别处叫做童养媳)，连他自己，共九个人吃饭。没有雇店员。他自己指挥他的奶子、新妇做事。这是城里第一个“资本家”。
韩祥盛，平远八尺人，自己两公婆，一个奶子，三个人吃饭。没有请店工。每年能赚些钱。
新发昌，主人叫邝明奎，车头人，是个前清的文秀才。他开了十多年店，几十块钱做生意，两公婆又一儿子吃饭。因他办事公平，做了两次商会长，前清一届做两年，去年到现在又是他，六十几岁的白头老人家。
(3)杂货
大的上十家，连同小的共十六七家杂货店。志成(兴宁人)、纶泰兴(吉安人)、义泰兴(吉安人一、本地人一合股)、义成、潘月利、王润祥、潘登记、祥兴、永源金(以上六家均兴宁人)、均益(挑担子出身，本地人)、骆晋丰(本地人，杂货商人中只有他是个地主，收租三百担)、范顺昌(福建人)、黄裕丰(福建人)这十三家，就是大一点的杂货店。其中黄裕丰以黄烟、纸张为主要生意。其他都是以布匹为主要生意。次于布匹就是洋货生意。这个小小市场竟什么洋货也有卖，略举之有一百三十一种:
牙粉牙刷胶底鞋
皮鞋套鞋运动鞋
拖鞋铅笔钢笔(自来水笔)
粉笔天然墨毛笔
墨盘(砚池)墨湖(墨盒)笔套
笔架浆糊练习本
印色原纸油墨
教科书(没有单独的书店，附在杂货店卖)
字画小手巾肥皂
香碱花露水花露精
毛面巾洋袜子洋瓷面盆
洋瓷碗洋瓷水角(把碗)生发油
生发膏手袜子(手套)胭脂
围巾大小梳子水粉
雪花膏电筒电土(电油[10])
洋火香烟(有金字、中国、三炮台、哈德门、扇美各种，以金字、中国两种销得较多)
麻姑烟烟嘴洋遮(洋伞)
草帽礼帽洋瓷茶杯
文明帽洋毡棉毯
球被(毛毯子)绒线帽(小儿用)夜帽
木棉枕皮枕中山扣
白骨扣乌骨扣海螺扣
阴阳扣宽紧带吊带
丝裤带洋裤带爽身粉
汗衫扇子(乌纸扇、白纸扇)
钟表叫人钟
信纸信封日记册
镜子眼镜洋刀子
儿童玩具(小洋枪、火车、不倒翁、人公子、小皮球、哨子，此外还有很多)
德国响刀安全刀挥剪
毛剪(以上四种均剃头用)皮夹子(皮箱子)
藤夹子(藤箱子)洋靛(蓝的)染布用颜料(洋红、乌粉、灰粉、品洋)
铜锁铜番锁铁锁
铁番锁铜帐钩骨帐钩
洋油马灯不灯(即草灯)
宝盖灯洋瓷桌灯莲花宝盖灯
三练洋灯四方带灯六角带灯
圆火带扁火带(以上两种均点灯用)
骨筷漆筷算盘
水烟筒杆子烟筒洋钉
铜煲(烧茶用)轻铁锅子轻铁盘子
轻铁调羹明瓦各种瓷器
骨牌麻雀牌枣子
泡圆各种罐头(牛肉、杂菜、鸭肉、冬笋、批把、沙梨、荔枝、龙眼、菠萝、牛奶)
对联洋蜡烛白洋蜡
葡萄干洋线铅线
铁线墨水
以上一百三十一种，商人都叫作“洋货”，在杂货店里出卖。其中打横画的二十三种是销数较多的，没有打横画的各种销数都少。一百三十一种中有一百十八种是从梅县及兴宁来的，梅县来的占最大多数，只有洋袜子、围巾等织造品大部分是从兴宁来的。明瓦、对联二种完全从赣州来。皮枕、信纸、信封、铜煲、洋油、扇子、水烟筒、毛笔八种，梅县、赣州两处都有来。皮枕、信纸、信封、瓷器、扇子、水烟筒，赣州货不但占多数，而且比较好。信纸、信封，赣州的是本国纸制的，梅县的是用洋纸制的。洋油、纸烟则广东来多，赣州来少。纸烟是梅县、兴宁、赣州三处来。毛笔亦赣州来多，梅县的只有很少一点。
为杂货店里的次要生意的洋货已如上面所述，下面再说杂货店里的主要生意——布匹。
布匹有土布(青、白、花、灰、红、绿、柳条各种)，竹布(蓝、白、灰、乌、红、光、青、印花各种)，竹纱(白、灰、乌、蓝、柳条、靛各种)，绸缎(各种华丝葛、各种纺绸、薯莨绸、香云纱)，呢绒(厚呢、粗呢、镜面呢)，夏布(白、蓝、乌、机白、波心各种)。土布是中国人用洋纱制造，从兴宁来。竹布、竹纱都叫洋布，从香港走梅县来。绸缎中华丝葛、纺绸从杭州走赣州、梅县两路来，寻乌女人买来织头帕，这种头帕每个女人都有。全城布匹生意每年约值十万元，销地是城区和三标。
杂货店里除布匹、洋货二个大宗外，还附带出卖黄烟、糕饼和香纸蜡烛，也有搭卖零油零盐的。
城内杂货生意，前清时候每年总计十五万元上下，现今十二万元上下。十二万元的分配是:布匹八万余元(土布七万元，洋布一万元，呢绒二千元，夏布千余元)，洋货二万元(每家多的千一二百元，少的二三百元)，此外黄烟一万元上下，糕饼四百元上下(只有两家附带卖糕饼)，香纸爆竹五百元上下(附带卖香纸的二家，卖爆竹的十三家)。
还待举出几家杂货店，好更具体地了解他们的情况。
最大的杂货店，店主陈志成，兴宁人，在县城、吉潭、澄江各开一间店。县城这一间本钱三千元，自己只有千把元，余是借来的。三千元每年利息要九百元，除了工钱、伙食等项开销，每年以赚得利息为止。陈本人又嫖又赌。
第二家要算纶泰兴，三个份子合成，本钱二千元。除了开销，每年赚得三四百元。
第三家算义泰兴，三个份子，吊多钱本(即千多元本)，每年赚得一二百元。
第四家，罗义成，一人开，千多元本，每年能赚四五百元。很节俭，吃饭就是点子青菜，穿的是土布衣。带两个徒弟，家眷在兴宁没有来。他是兴宁人，早年来寻乌挑糖箩子，在县城及四厢敲糖子卖，一个明钱[11]敲一块小糖(现在敲一块糖子起码要一块铜片[12]了)，或者拿糖子换各种荒货(头发、烂铜、烂铁、猪牛骨头、烂棉被)。他就是这样子起家的。他到寻乌有了三十多年，发了财，开杂货店也有十大几年了(十五年以上叫十大几年)。
郭怡和是本钱最小的杂货店，百多块钱本，卖些黄烟、纸煝、蛋、自来火、带子、红索子(红绳子)、丝线、综条(镶鞋口用)、笔墨、毛巾、洋纱巾、骨扣等等东西。店主郭友梅(他是参加我们这个调查会的)和他一个老婆，每年穿衣吃饭缴费百多元，生意赚项仅敷了它。他是万安人，十二岁到寻乌，现在五十九岁了。他未来前，他的叔父早就在寻乌做了六十年生意，连他到今共做了百零年了，历来做的是杂货布匹。光绪二十五六年生意最盛时，有本三千元，从外边缴(商家赊借货物叫做“缴”)到五六千元，自己缴给人家也有四五千元，故那时虽只三千元本，却做得二万元上下的生意，乃是寻乌城里第一家大商店。现在是往留车、八尺、牛斗光、车头等处去买货，那时候那些地方的商店却都要到寻乌城中他的店里来买货。因为那时货物来源主要是赣州(布匹、绸缎、纸张、笔墨、草帽、苏席)，吉安亦有来往(紫花布与丝线)。那时向赣州买三百块钱货，只付一百块现钱，货就可拿得动。现在不行了。这种不行，也不止郭怡和，差不多什么商店都缴不动了。不独赣州，梅县、兴宁也缴不动了。这是一种经济的大变化。就是从前年(一九二八)起，“世界不好”。商家的货缴与农民，农民受了重租重利剥削，本来就是穷的，加以前年蝗虫吃了禾，同时又遭旱灾，农民还不起本城商家的账，因此本城商家也还不起梅县、兴宁商家的账，梅县、兴宁商家都不放心缴给人家了。民国五年郭怡和遭了一个大抢(光复派率领农民千多入城，抢了许多别的店子。随即官军克复，又大抢郭怡和，抢去六千九百多元东西)。从这年起，就衰下来，一年不如一年，弄到现时这个样子。郭做过两任商会长——民国十四年到十六年。
这里还要说到杂货店的店员制度，看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杂货店的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而且地位也不同了。帮工一年将要过去的时候，能干的，老板继续留他做；不能干的老板便辞歇他，老板对他说:“我的店里不需要这么多人做了，明年你要另找生意。”他斢到了一个新的店家，他的地位越发高了一些，衣服也穿得越发好了一些，薪俸(不叫工钱)也逐年加多起来。他的社会名称再也不是“徒弟”了，而是令人尊敬的“先生”。他在帮做的那一年中，老板给他的薪俸不是取讲定数目的形式，也没有“薪俸”的名目，只是老板要给他做各色冬夏衣服。再则他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做得好，店里长钱，他的薪俸便逐年增加。光绪年间生意好时，先生的薪俸最高有到一百二十元的，但现在因为生意零落，最高薪俸不过八十元了。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自己回到家里去住也是有的；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像郭怡和的老板郭友梅回到万安去住家，把生意交给一位可靠的姓高的先生做，就是一例。靠不住的先生，是不能把生意交给他做的，因为他讲嫖赌，“打斧头”、“打雷公”(“打斧头”、“打雷公”，都谓“吃油饼”[13])。
(4)油
油是本城第三门生意，从门岭、安远两方面来，销在城区及篁乡，三标也有点把子(点把子即一点子)。只一家油行，刘福兴，一百大洋领了一张“帖”，就算本钱。代客买卖，经过一担油收行佣两毛子。十一二月是顶大门生意，每个大圩(逢一为大圩)有一百担，两个月六百担；小圩(逢四、七)三几十担，两个月四百担。一月到十月很淡，每圩不过三几担，通共不过三百担。全年约一千三百担，抽行佣约二百六十元。因为他领了帖，由他卖独家，什么人都只能从他那里买油。帖从南昌省政府领来，要县政府用公事去，付足领帖钱，才有帖子发下来。一百块领帖费之外，还要五块钱手续费。一张帖八年有效，过了八年成为废纸，又要领过新帖。要领帖的不止油行，还有盐行、豆行和牛行。
(5)豆
也只一个行，没有店，城隍庙公地上买卖。何子贞是个公安局长，近来做警察队长，寻乌的反动首领。他在民国十六年领了张帖子开豆行。生意也是十一二月顶大门，两个月有八百担。全年约共一千担，一担(一担五斗，一斗十升)豆子抽行佣两升，每担豆价七元五毛(每升一毛半)，约计抽去百分之四，每年可抽行佣三百元。何子贞是本城人，住在东门外，小时很苦，平远中学毕业，河南矿务学校读了两年，回来当小学教师，当了八九年，古柏、潘丽都是他的学生。民国十六年清党前后，古、潘等领导的“合作社派”，和何子贞领导的“新寻派”发生冲突。民国十六年四月打一仗。民国十七年，三二五暴动把何子贞赶跑。四月，何子贞恢复势力，大出头，大罚革命派的款子，后来又做公安局长、警察队长，渐渐发了些财，在近郊买了田地。他在民国十四年以前，即没有与合作社派冲突以前，是代表商业资本势力的，起始组织“留粤学友会”，开办平民义学，时在民国十年。民国十四年六月，合作社派在县城开大会，革命派势力长起来，何便与封建豪绅妥协，并且取得了对封建派的领导地位，成为寻乌最恶劣的反动首领。这次红军到寻乌，他才率领警察队(靖卫团[14])逃往项山。
(6)屠坊
只有三个案，摆在街边，没有屠店。三个案是刘奀二、陈老二、刘世渭。刘奀二从前有百把元本，现在了了(了了即没有了)。陈老二、刘世渭也完全没有本钱，因为买猪不必要现钱，猪杀了后收了钱再付猪价，有信用便行。平均每天杀两个猪，每猪一百斤，每年杀猪七万二千斤。拿现时说，买猪进来每斤二毛半，卖肉出去每斤二毛八，每斤赚三分，全年可赚二千一百六十元，是个不恶的生意。但要出很多的屠宰税，从前三家每月出税百元，每年一千二百元。近因生意较淡，只出一千元，每家也要出三百多元。因为三家包缴屠宰税，所以三家人以外什么人也不能杀猪卖，除非自己吃便罢。红军入城后，由三案增加到七八案，销路大增。税又不要，赚了一个就是一个，屠户人人欢喜。肉价，红军未来前每斤三毛二，现在每斤二毛八。
(7)酒
陈贵和、高元利、元利栈、周裕昌、刘双盛、凌文盛、彭同孚这七家是较大的酒店，范广昌、邝洪盛、骆得利是小酒店。周裕昌(吉安人)、高元利(吉安人)、刘双盛(本地人)、陈贵和四家是最大的，本钱都不出百元。凌文盛(本地人)、元利栈(吉安人)、彭同孚每家不过四五十元。以上七家都是卖糯米做的甜酒，叫做水酒，因为色黄，也叫黄酒。这是农民和城市贫民一般喜欢喝的，因它味醇，也吃不坏人，又较便宜的原故。分为“双酒”、“单酒”(只城里这样称呼，乡下不说双单而说“好”“淡”)，双酒酒娘多。卖酒以壶算不以斤算。双酒十八个铜板一壶，是黄酒中最好的，普通人家请客才吃；但也有自己一日三餐吃的，那些酒鬼们每餐喝一点，他就不吃饭也做得。单酒十个铜板一壶，口渴了，贫民买了当茶吃。双酒生意比单酒大。范广昌、邝洪盛、骆得利三家均本城人，本钱都不过十把块钱，卖的都是白酒。还有周裕昌卖的也有白酒。这种酒用黏米做，味较黄酒烈，出卖不讲壶，零卖两个铜板一杯，趸卖一毛六分一斤。白酒生意比黄酒少，黄酒约九成，白酒约一成。不论黄白，凡属做酒生意，他的目的并不全在酒，拿了酒糟供猪(喂猪)，是他更重要的目的。自己的猪吃不完，拿了发卖，两个铜板一小碗。黄酒店最好的时节(三月至八月口渴时节)每店每天能卖五块钱，平常时节(九月至二月)每天能卖两块钱。黄酒店每家每年可做一千零二十元生意，七家共计七千多块钱生意。白酒店热季半年，每天每家收一块钱，凉季半年，每天只得五毛子，每家全年二百七十元，四家共只有一千元上下。
酒税是非出不可的。看生意大小，大酒店每月约四毛，小酒店每月二毛，一毛五的也有。
(8)水货
水货店里的东西多得很呀，“山珍海错”就是它们的标语。水货商人的荣枯得失，亦是颇饶兴味的。下面先举出各样的品类，次观察他们的得失。
咸鱼第一大门。桂花鱼、青鳞子、海乌头、海鲈、剥皮鱼、石头鱼、金瓜子、黄鱼、金线鱼、圆鲫子、大眼鲢、拿尾子(身大尾小)、鞋底鱼(即“并背罗食使”，只有一侧有眼睛，要两鱼并走才能觅食，故普通指人互相倚靠做事谓之“并背罗食使”，就是拿了这种鱼做比喻的)、角鱼子(头上有两个角)，都是咸鱼类，一概从潮汕来。
海带第二大门。有青带、海带两种。青带亦名赣带，最好，赣州来。海带少于青带，货较次，价钱较贱，梅县来。年销千多斤，两毛子一斤。
糖也是水货店里出卖，第三大门。分为白糖、黄糖、冰糖、橘饼各种。白糖中有雪粉，看是好看，不甜，梅县来；有粗白，很甜，惠州来；有糜白，中庄货，惠州来。三种都是洋糖，一毛七八一斤。黄糖中有芋头糖，一团一团的，梅县来；有片糖，一片一片的，最好，惠州来；有散沙糖，掺有沙子，最差，惠州来。过去是黄糖便宜白糖贵，现在是黄糖贵白糖便宜。黄糖过去不过一毛六子一斤，现在涨到二毛四五了。过去白糖二毛六七子一斤，现在跌到一毛七八了。黄糖都是土糖，白糖都是洋糖。本城白糖每年销千多斤，黄糖销六七千斤(只冬季有来)。因为黄糖更甜，所以比白糖销得多。冰糖从梅县来，年仅销几十斤，两毛多子一斤，属洋糖。橘饼，梅县来，年销二三十斤，三毛子一斤。
以上各种糖中，以片糖销数为最大门，因为做米果要用它，过年时候不论城、乡、贫、富，家家都要做米果。
豆粉第四大门。筠门岭来的多，他县来的也有。番薯做的，还是粉，没有成条子，做肉丸等用。年销几千斤，一毛五六子一斤。
猪皮第五大门。普通席面用碗猪皮做假鱼肚。梅县来。年销千把斤，一毛子三两，每斤五毛半。
闽笋从梅县、安远两条路来，“闽笋”是个名而已。第六大门。不但酒席用它，普通亦作粗菜吃，特别是割禾莳田时候。寻乌自己本有些笋子，三四月间农民挑了卖到梅县去，七八月后寻乌人要用，又零零碎碎从梅县买了来。年销五六百斤，二毛三四一斤。
鱿鱼办酒席就要用，普通也要。第七大门。梅县来。年用三五百斤，每斤七八毛。
豆豉年销三千斤内外，一毛四子一斤。寻乌人也会做，做了熬酱油，没出卖的。差不多家家要吃，放点油到里面蒸一碗吃得几餐，人家省吃省用，往往这样做。
面灰即面粉，梅县来，洋面粉多。做包子，做饺子，做面条，做糕饼，都要用它。尤其是糕饼用面最多:蛋饼、提糖饼、有饼(“有”，当地读胖，意曰里面是空的)、五仁饼、猪油饼都是面做的。两毛子一斤，年用百包上下。
洋蜡一块一块的白东西。二毛五六一斤，每年销四五百斤。
玉粉又名西粉，番薯做成的，和豆粉不同就是它已造成了条子。梅县方面来。普通人都吃它。一毛子半斤左右，年销六七百斤。
以上十一门是比较用得多的，以下各门都用得少。
盖市鱿鱼里的一种，即是最好的鱿鱼，请上客才用它。梅县来。用得不多，每年三两百块钱生意。普通的鱿鱼叫“洋鱿鱼”。
菜莆就是芜菁，和萝卜相像，腌了的。走信丰来。每年销得三两百斤，端午过了才有卖，八月一过就没有来了。两毛子一斤，比西粉贵一点。
鱼翅四毛子一两，用得很少，每年只要一二十斤。
海参每年用三两百斤，比鱼翅生意大得多，每斤二元八九毛。
鱼肚用三两百斤，价和海参差不多。普通席面用了海参必定要用鱼肚，便不用假鱼肚的猪皮了。
墨鱼只用四五十斤，每斤价七八毛，同鱿鱼差不多。
珧柱销二十斤上下，十二三毛一斤。
贡鱼干仅销十斤八斤，每斤价二毛。过去可销七八十斤。
大虾销七八十斤，每斤六毛。大虾并不是很大的虾，它的名字又叫“虾米”，不比“潮虾”有四两一个的。
虾壳极小的虾子压扁起来好像虾皮一样，叫做虾壳。销得百多斤。过年过节家家要镶豆腐——把豆腐挖一个口，把猪肉、鱼子、香菇连同虾壳，或更加入些蒜子和韭菜，剁成碎酱塞了进去，叫做镶豆腐。虾壳价每斤一毛多。
蜇皮三毛子一斤，销不大，每年二三十斤。
淡菜大的叫做“蚝鼓”，又叫“西利”。淡菜年销四五十斤，三毛多子一斤。西利本城没有卖。
天青一种海鱼，大的有扇子大一个。本城少卖。
以上盖市到天青各种都是海菜，从潮汕来。
金针菜即黄花，两毛子一斤，年销四五十斤。
云耳销四五十斤，十毛子一斤，光绪年间每斤不过五毛子，涨了一个对倍。梅县来。
香菇销百把斤。冬菇较好，两块零钱一斤。春菇较坏，一块二三毛一斤。本地出产。
冬菜白菜制成罐头，过去走天津来，近来梅县也可以造了。销得百多罐，每罐四毛。
腐竹豆腐皮卷成条子，两毛多钱一斤，销四五十斤。兴宁来。
豆腐霉即腐乳，梅县来。豆腐浆、芋子、面粉三样东西做成，与普通人家用豆腐干做的不同。
胡椒白胡椒，销十把斤，十二毛子一斤，光绪年间不过四毛钱一斤，贵了两倍。乌胡椒，销二三十斤，五六毛子一斤，光绪年间不过两毛多子一斤。都是外国来的。
榄豉把生橄榄煮熟，去核发霉，即成榄豉，寻乌叫榄角，梅县叫榄豉。每年只销得十多斤，每斤价二毛多。
酱油本地做的也有，门岭来的也有。小黄豆子蒸熟，晒得半干，摊开使它上霉，再拿了去煮。煮出来的水加进香料和盐，就成酱油；煮后的豆子就成豆鼓，但这种豆豉是不好的。好豆豉是煮好没有滤去酱油的豆子。豆豉和酱油均以三、六、九月生意较大。豆豉每月销得二三百斤，年销三千多斤，每斤价一毛四。酱油每年销三几百斤，每斤价一毛半。
柿花年销百把块钱，小的三个铜板一个，大的一毛子两个。
红枣黑枣两样年销百零斤，黑枣四毛子一斤，红枣两毛子一斤。
龙眼一年只销十把二十斤。有壳的三毛多子一斤。无壳的叫“元肉”，十毛一斤，药店里才有。
荔枝很少有卖。价和龙眼略同。
杨桃干销得几十斤，四毛子一斤。
从柿花到杨桃干各种均从梅县来。
瓜仁就是瓜子，信丰、门岭都有来，三毛零子一斤，销得二三百斤。
以上三十九种都是水货店的生意。此外，水货店还附带卖洋油和茶油。
水货店中的盛衰兴替，不可不一述其概要:
顺昌老店、顺昌兴记、卢权利、汤尧阶、荣春祥、骆接赐、张均益七家，是水货生意中大一点的。此外，还有卖水货的小摊子若干家。其中，顺昌老店和张均益是杂货店兼做水货。
顺昌兴记是顺昌老店的分支，水货生意中算最好的，有千把块本钱，每年向梅县缴得动两三百元。店主范祖先，本城人，家中二十多人吃饭，生意赚项仅敷缴用。
卢权利，算第二家水货店，梅县人，资本千多两千元。除水货外，还做桐油、茶叶、香菇、茶油各样，运往兴、梅做“行岗生意”，他做的水货生意不如兴记，这一宗却是兴记所没有的。他也能在梅县缴得些些动，因为他是梅县人，生意颇红，缴千把八百都是没有问题的。他自己两公婆，请了两个先生(年薪各六十元)，除缴用外，每年至少赚两三百元，财气好的年头，千把八百也要赚。
汤尧阶，蕉岭人，资本二千元，没有请先生，缴用以外，无钱赚。早几年开油盐行很赚钱，前年起蚀本，改做水货。
荣春祥，本地人，资本七八百元。家里有几十担谷田，七八人吃饭。不请先生。用度呢，生意赚了钱来开支，城外家中的谷子就储蓄起来，算水货店第一家好的。苏维埃成立，把他的田没收了一部分，不待说心里是呕气的。他小时很穷，帮土豪管账赚了些钱，买点田起家。
顺昌老店主人范兴甫，本城人，三四百元本，家里十多个人，请了个先生(薪水五六十元)，水货生意仅能敷口。他的祖父范渊甫是个大地主，三个儿子，全家百四十多人，年收八百担谷。后来败下来，土地分散，范兴甫一家只有三四十担谷子的田了。现在苏维埃分田，他家还能分一点进去。但他的兄弟范老八却能收百多担谷，今年分田大部分要分出去。老八没有做生意。顺昌兴记是他共祖公的兄弟开的，有四五十担谷田，二十多个人吃，苏维埃分田有点分进去。前清末年到民国初元，他家兄弟共有老店、兴记、达记、茂记、钧记、鸿昌、禄丰等七家店子，做的绸缎、布匹、杂货、水货各色生意，招牌响得很，赣州缴得动四五千元，和那时的郭怡和不相上下。民国十一年起渐次衰败，到民国十四年便只剩下老店和兴记两家了。主要的原因是市场变动了——洋货市场代替了土货市场，即梅县生意代替了赣州生意，寻乌南半县不需要赣州土货的供给了。这个原因，是和郭怡和失败同样的。其次是因为子弟很多，生长在那些封建经济的家庭里(大地主和初期商业资本的家庭里)，大嫖大赌，大吃大着，“练腔调”(闹阔气)，把个家门了了。那时候(民国十年以前)，寻乌的城东小学(一些地主凑股子办的，五块钱一股)是个有名的“毕业公司”。全县地主子弟练腔调无出息的，拿了钱去这个公司里坐三年，得张文凭，就大摆其架子，用他们的名片上“城东小学毕业生”几个字，回到家里骗祖宗。什么叫做骗祖宗呢?第一是刚毕业的时候，祠堂里头照例赏给毕业生一些钱，叫做“抢花红”；第二是每年和那些秀才举人有功名的平分学谷；第三是每年祭祖完毕和有功名的分胙肉。范家的少爷们竟有六七十个进了这个毕业公司。他们毕业后，在他们的大小公堂中，除开抢花红得谷子外，单分胙肉一门，每年得一百斤。
骆接赐，本城人，二三百元本，四个人吃饭，没有请先生，蒸烧酒，卖水货，除开销外，能赚一头二百块钱(即一二百元)，算是一家好的。他从前好嫖，讨了个老婆不嫖了(用去五百多块钱讨来的)，老实勤快，酒糟又可供猪，所以年好一年，家里有十多担谷田。
张均益，做水货又做杂货，一头二百元本，其余是借来的。没有请先生，指挥他的儿子做生意，每年颇有些赚头。他是本地人，五六年前是个挑夫，帮寻乌城的商人挑了米子或者香菇去梅县，从梅县挑了布子及咸鱼回到寻乌。他自己挑东西，同时又当夫头。这种夫头的职务是能够赚钱的。寻乌商人拿了钱给他去办货，寻乌城的老板和梅县的老板两头都给酒钱与他，因此他就慢慢地发起财来。
摆摊子的水货生意，每家不过几十元本，多的不过一百元，他们的货是从本城大水货店和过往小贩那里买来。这种摆摊子的，往往能因勤苦精干发起财来。本城由摆摊子起家开店的有许多家，潘登记、何祥盛、罗义盛、刘恒泰、范老四都是。他们有家，但没有开张门面的店，一、四、七挑着担子赶本城的圩，三、六、九又挑着担子赶吉潭的圩，这样子挣得几个钱来。
(9)药材
本城就是百和堂、杨庆仁、新德生、田仁和、王普泰、黄裕兴、福春堂等七个药店。
百和堂是第一家，主人池某，潮州人。他本来是篁乡人，姓刘。小时因家穷，父母把他卖给潮州池姓药商。后来他到寻乌开药材店，本钱千元内外，就当起老板来。广东商人有句俗话:“不怕扯，只怕绝。”那些没有儿子的人，一定要买个儿子传代，就是为了“怕绝”呢。也有为了劳动力需要的理由而买儿子的。普通买了来，聪明能干的把他做儿；蠢笨的呢，就把他做“奴古”[15]。百和堂主人自己是买来的，他因生子不育，又买来一个儿子，随后他自己也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娃子，连他的老婆共七个人吃饭。又带三个徒弟。有些钱赚。药材生意是很有利的，用秤称了进来，用戥子戥了出去。分粗药嫩料两类，粗药(水药)是治病的，一般人都要吃；嫩料是补品，只土豪才买得起。嫩料有价钱讲，粗药听药商话价。七家药店中，只百和堂、杨庆仁、王普泰三家有嫩料。
杨庆仁，樟树人，过去有本五六百元，去年被他儿子赌掉几百块，现只二三百元了。
王普泰，也是樟树人，百元左右本钱，和寻乌劣绅何子贞及天主堂陈神父(梅县人)勾结。陈神父借给他四百元，此外还向土娼来凤子借了两百元，除药店外再开了一间洋货店。来凤子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她跟了赖世璜[16]部下一个连长，去年回到寻乌，带来了三百块造孽钱。王普泰想方法巴结来凤子借了这笔钱。钱借到了，王普泰送了许多礼物给来凤子，花露水呀，汗巾呀，等等。
新德生，主人姓杜，也是樟树人，四五百元本。田仁和、黄裕兴、福春堂都是樟树老表，都是一百元本。
每年药材生意，百和堂值三千元，庆仁堂八百元，新德生、田仁和各六百元，王普泰四百元，黄裕兴、福春堂各三百元，共六千元。
王普泰是参加反动组织的，反动派会议他必到场，虽然他表面上没有做什么官。杂货店的陈志成，水货店的宝华祥，火店的同来安，都是以商人干与政治。苏维埃势力进城，四家都被没收。
(10)黄烟
城里有两家制造黄烟的店子。一家叫黄裕丰，上杭人，在寻乌开店开了两代，先前有本三千元，兼卖纸张杂货，赚了万多块钱，拿回上杭买了田，现在本城店里还有本钱千多元。另一家叫做涌泉号，也是自己制黄烟，安远人，三五百元本，前年才开张。
黄裕丰请了两个工人，一个刨烟，一个打包。涌泉号请了一个工人。工人年薪六十元。吃老板的饭，这一点与杂货药材店的“先生”差不多。不同的是工人平日无肉吃、无酒喝，只初一、十五才打牙祭，先生则平日有吃，因此没有特别的打牙祭。吃饭也有些不同，先生经常地同老板共桌吃，工人则人少时和老板共桌，假如多了几个工人呢，老板便同先生做一桌，工人另外做一桌。这些都表示先生的身份比工人高。工人普通不唤工人，唤做“师父”。
杂货店、水货店的黄烟，多是从这种制黄烟的店子里买去的。
(11)裁缝
共有用机器的十三家，手工三家。刘芹英、黄嫂子、廖接芳、刘森河、刘师父、谢神保、范癞子、谢其龙、何祥古、谢师父、黄老五、黄上先都是用机器的，每家一架“车子”(即缝纫机)。每家的老板都同时是工人。每人带个徒弟，缝下子边，打下子扣绊。这种裁缝店的资本，就是买一架机器的本钱。机器第一等百二十多元，第二等七八十元，第三等三四十元(是别人用旧了的)。民国九年以前，寻乌没有缝纫机，一概手工做。民国九年有个兴宁人何师父，第一次弄来一架机器开店。他原先是在留车开店，民国九年搬到县城来。因他“剪刀很利”(寻乌人说裁缝偷布，不说他偷布，而说他剪刀很利)，又好嫖，站不住，带着车子回兴宁去了。前年(一九二八)还只四架，去年增至十三架，内有几架是买了别人的旧车子。其中黄老五手艺顶好，生意顶大，勾结官厅及豪绅，包了好衣服做，因此赚钱买了田地。三二五暴动，他即表现反动，这次革命势力进城，他就跟反动派一路跑了。衣服式样，民国九年何师父创用机器，兴“上海装”(破胸、圆角、打边)。民国十二年，上海装不要了，行一种破胸、方角、大边装。去年起行“广州装”(七扣四袋而身很长)，一小部分人喜欢穿这一种，但多数人还是大边装。从来的衣，一律是旧式的“大襟装”，从兴新学起，开始有破胸新装，到了民国七八年，新装渐渐多起来。但直到去年，拿全县人口说，还是旧装的多，新装的少。近两年来，尤其是土地革命胜利后，新装日渐加多，特别以青年为普遍。青年学生，不待说老早是新装，青年农民、青年工人，大多数也是新装了，除非是很穷无钱做衣服的才仍然是旧装。在青年群众中，特别是鞋子起了个显著的变化。去年夏季，南半县抗租得了胜利，冬季又分了田，农村中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十分之七以上都穿起胶底鞋和运动鞋来(这种鞋的底是从广州运到兴宁，兴宁做成鞋子，每双十毛左右)。赤卫队和苏维埃办事人，不但一概是新式衣和新式鞋，他们还要佩个电筒，系条围巾，有些还要穿薄毛羽的夹褂子裤。
城里手工缝衣店至今还剩三家。
手工与车子的比较是:手工做一件的时间，车子差不多可以做三件。工价的比较:每套短衣裤手工做七毛，机器做六毛。货色的比较:车子做的好于手工做的。机器哪得不驱逐手工?
全县重要圩场吉潭、澄江、石排下、车头、牛斗光、留车、篁乡(采用机器比任何一处早)、公平、荒塘肚、岑峰等十处，都有缝纫机，因此全县人口中已有百分之三十废除手工、采用机器做衣了，特别寻乌的南半县机器化的速度更发快。
(12)伞
彭万合、李祥仁两家造纸伞。彭万合是武平人，在寻乌城开伞店，开了三代一百多年了。初来寻乌时只有一二百元做本，做伞逐渐赚了钱，到前年(一九二八)三二五暴动前，连田产共有千多两千块钱资本了。店主彭老五子，他的父亲彭盛祥十多年前在寻乌南门外田背地方买了六十担谷田，起了一栋新屋。他家兄弟老三、老七在田背住家。他自己在城内做伞生意。田背的田租给农民耕种，每年收租十分之五。他家本有七个兄弟，死了四个，还有三个兄弟，六个儿子、侄子，一个母亲，三个妇人，五个媳妇，共十八个人吃饭。儿子在初等学堂读书。他们三兄弟中，他是做伞的，三十岁了。请了两个工人。他的兄弟老七子，二十多岁，曾在革命派办的中山中学读过二十几天书，就碰着三二五暴动，反动派加上他“暴徒”的罪名，没收他田背的家产，烧掉他田背的房屋。老三、老七都在城东学校毕业，不过老三读的是在“毕业公司”时代的城东学校，老七时城东学校却已经是改造过的，即革命的中山学校派办理的时候了。因此老七于城东学校毕业后，也就进了中山学校，加入“暴徒”队伍里。老三自城东毕业后，就在武平当小学教员，现在老七也跑到武平去了。老五的店子现在只有四五十元资本了。他父亲彭盛祥时代(光绪年间)纸伞还很盛行，那时候社会用的伞有了三成洋伞，还有七成是用纸伞。民国到今，恰好斢了一个方向:洋伞占去七成，纸伞只有三成。不论城乡，不论工农商学，凡属“后生家”和“嫩妇女子”，差不多一概打着洋伞了。洋伞是从梅县和兴宁来，因此彭盛祥时代南半县的留车、牛斗光要到县城彭店来买纸伞，现在却通通往梅县、兴宁买洋伞去了。从前彭万合每年要造出三千把纸伞发卖，现在每年不过只造得千二三百把了。从前(光绪年间)彭店雇工六七人，于今只雇两个人了。伞价从前每把二毛五，于今四毛五。
李祥仁是个南康老表，四十多岁，伞工出身，民国初年当了老板。四五十元本，每年出伞二千左右，请了两个工，一个削骨子，一个褙纸，他自己上油。
洋伞有羽绸伞、洋布伞两种。羽绸伞通是日本货，中国不能做。洋布伞的洋布和铁骨也是外国来的，中国人把它绷起来，加上一个伞把子。羽绸伞每把价一块大几(谓一块五毛以上)，洋布伞每把一块二三。纸伞、洋布伞、羽绸伞的销行比例是:纸伞、洋布伞各百分之三十，羽绸伞百分之四十。
伞业现在没有人学徒弟了。拿寻乌城来说，不但现在，近十年来就没有人喜欢学做伞了。它的原因不外:一、伞业的前途是没有希望的；二、伞店的学徒比杂货店的学徒要辛苦，学做伞十三四岁才去学得，要煮一店人的饭，又要买菜，又要扫地，又要捡拾作坊里一切拉拉杂杂的东西。
(13)木器
从前只有一家，胡东林，赣州人，四五百元做生意，开了二十多年，制造各种木器出售，如台、凳、椅、桌、床铺、脚盆、衣架、水桶、柜子、面盆、尿桶、托盘、招牌、匾额(酬神、祝寿、颂德等用)、对联、书箱、衣箱、壁橱，学校用的黑板及其他用具，送礼用的扛盒和撑格，等等。
木器店算这一家大，他的木器不但销在城区，而且销往各区各县。但他店里的那些木器主要不是供给工农贫民，而是供给地主阶级、中等商人和富农的，因为他的那些东西工农贫民要不了，除非为了嫁女才向他买些小衣箱、小柜子之类。他家很苦，在赣州。二十年前他从赣州来寻乌帮人家做木工，积了点子钱开个小木店，慢慢发展，盛时请过四五个工，赚了千把块钱，付了一半去赣州，剩下四五百元做生意。一九二八年起始没有好多生意了，只留了一个工人，他自己做，儿子帮一点，仅仅敷口。衰败下来的原因，完全在于土地革命。北半县没有革命，也受了革命的影响。地主阶级和其他有钱人也不做寿了，也不做热闹喜事了，酬神和歌颂功德也停止了，学校也大半关门了，他的生意哪能不衰败下来呢?
他的木器的样式，凡供给封建地主的一概是旧式，但也有一部分是采取进步样范的，那就是学校和教堂的用具。他和福音堂的包牧师有来往。南门外福音堂和教会医院的建筑，木材部分和木器，是由他承包做的。
他的亲戚薛某，去年邀了十个人打了一个“月月标”的会，每人五块钱，共五十元起本，开个小小木货店在城隍庙侧边，不请工，两父子做，一年蚀了本，奄奄无生气了。
工农贫民要用的木器乃是圩场上供给的。每逢一、四、七圩期，便板子呀，提桶呀，水桶呀，脚盆呀，饭甑呀，饭盆呀，饭勺呀，水勺呀，锅盖呀，倾盆呀(覆菜碗、覆锅头的盆子)，砧头呀，菜板呀(切菜用，圆的叫砧头，方的叫菜板)，洗碗盆呀，禾篮呀(盛了割下来的禾挑往禾坪里去打的)，谷斗呀(打禾用)，砻盘呀(推子)，楼梯呀，等等东西，都由那些住在山肚里“做圆木的”匠人们挑了来卖。并不是每次圩期都有那一切东西，是依了时节和需要而向圩场上供给的。砻盘一种要定做。风车要上杭师父才能造。全县有十来个上杭师父，每年由上杭来一二次。水车一门，本县农民百家中只有一具，因本县陂圳多，很少遇到干旱，用不着水车这种东西。
南门外还有两家棺材店，每家都只有四十元本，造的都是贫民用的“火料子”(又叫“火板子”)。地主、资本家乃至稍微有几个钱的佃农和工人，普通都是自己请木匠做棺材。只有极穷人家，或是“抖紧”时候(急用时候)，才会买这种火料子。失了东西或被人损坏了东西的人，常常是这样破口大骂:“爱割爱绝的!爱绝人毛的!火板子夹的!火料子装的!”(“爱割”的“割”，消灭的意思。)这就是形容火料子这种棺材是不名誉的人才用它的。有钱人家自己请木匠做棺材，这种木匠除本地人外，一部分是上杭人，就是那些造风车的师父们，他们兼着造棺材。
(14)火店
有刘万利、合昌隆、刘鸿兴、温得利、潘发利、潘金利、汤日恒、同来安、曾记涛、九嫂子、大只四嫂子、古流芳、刘奀二(兼卖白酒)、古裕昌等十多家。火店里的客人以挑担子的为最多，占去百分之八十。卖牛的，背包袱子的(背着包袱子向着别地找生活去)，四乡到城里来打官司的，往赣州读书的，变把戏的，卖膏药的，算八字的，和尚化缘的，行医的，看风水的，唱叫化歌的(即唱莲花落的)，共占百分之二十。那百分之八十的挑担子客人中，大多数是鸡鸭客子，少数是挑烟皮客子(烟皮即烟叶)。
开火店不要多的资本，只须几条旧被窝，几床粗席子，买点米买点柴火，就可开张。店屋租钱要在几个月后才交付。
开火店赚钱，靠赚那些撑伞子的和穿长衫子的。他们来了，把点好东西给他们吃，把点好床铺给他们睡，要走了给他们重重地敲一下子。挑担子的及其他穷人来了，火钱(即歇钱)饭钱都要轻些。吃饭照碗数算，比长衫客子照餐数算，便宜得多，每碗半毛(会吃的一碗又一个零碗就够，不会吃的半碗也够)。吃酒的一壶水酒等于一碗饭价。火钱每夜三个铜壳子(即铜板)，因为要点一盏灯火，还要烧水洗身，故要火钱。冷天盖被窝，另拿被窝钱，每人两个铜壳子。火店卖酒饭的利润，每十毛本赚四毛。真的讲起来，开火店的赚钱，还是靠畜猪子，因为火店的糠、饭汤和零饭，是经常有的。
火店的对头是警察和衙门口的差人，因为警察、差人要盘查，常常借了盘查为难客子，弄客子的东西，如像借了查烟土，一转眼把客子的银钱偷去了。若当戒严时候，还要因对答不妥当受那无妄的飞灾。以此客子怕上城里的火店，天还没黑，就在黄垇、河岭、长举、新寨等离城三里到十里的地方歇下来，火店的生意大受影响。
火店中，同来安店是反动的。店主陈登祺，出身却是贫农，家在留车，穷得没饭吃，因为他会两手打，便在留车一带乡下教打。民国七八年他到县城当法警，民国十四年就开了同来安店，兼做油行。他因与官厅勾结，又跟留车劣绅陈吐凤要好，三二五暴动时保护县长谢寅出险，为谢所赏识，政权恢复，被提拔为靖卫队长。他率领队兵到双桥一带掳人勒款，焚烧革命群众房屋。谢县长走了，他回到火店里。这回苏维埃没收了他的房屋。
(15)豆腐
以不满三千人的寻乌城，却有豆腐店三十多家。寻乌城里吃饭十餐有九餐要吃豆腐。吃豆腐原因，一是价廉，二是方便。寻乌的农村中也是很喜欢吃豆腐的，不如寻乌城这样厉害，却也占了食品的一半。
两升半豆子做一桌豆腐，豆子两升半的价钱是五毛，豆腐一桌的价钱是六毛半，赚一毛半。所谓“一桌豆腐”，就是大豆腐干四十六块，零卖每毛子七块，三个铜壳一块。若是小豆腐干，则每桌九十二块，每毛十四块，三个铜壳两块。豆腐有水豆腐、煎豆腐、豆腐干、薄干子四种。水豆腐销最多，次煎豆腐，次豆腐干；薄干子最少，因为只有人家做好事才用它。开豆腐店赚钱，主要还是拿豆腐渣畜猪子。因为每天普通只能销一桌豆腐，特别情况才能销两桌，每天只能赚毛半子到三毛子。畜猪子每年可畜两道“猪妈带子”，每道可出三四十元。若畜肉猪，每店每年可畜四个，约四百斤，出得一百元。但畜肉猪供米要多，还不如畜猪子划得来。
豆腐生意都是“居家生意”，就是一边磨豆腐，一边又耕田。
磨豆腐不是容易事。常言一句:“快学难精。”又云:“蒸酒磨豆腐，唔敢称师父。”
(16)理发
全城理发店八家。民国元年以前器具都是旧式的，装式则一律是辫子。民国元年起，开始用洋剪(挥剪和毛剪)，样式一概和尚头，没有别的。民国二年开始兴“东洋装”，器具还没有大镜子，也没有化学梳和轻铁梳子。民国六七年，兴“平头装”、“陆军装”，还是没有大镜子等。民国十年加上赣州来的“博士装”，寻乌学生到赣州读书传来这种新样。民国十二年开始有了宽八九寸、长尺二三的大镜子，又将一尺长四个脚的“单凳子”换了有靠背的藤椅子，并且开始输入了轻铁梳。这些新式器具都是从梅县来的。民国十五六年大革命时，开始输入化学梳。东洋装的名目消灭了，博士装也差不多没有了，但原来在学生和商人中盛行的平头装和陆军装，却在青年工农贫民群众中普遍地盛行起来。“文装”、“花旗装”、“圆头装”(梅县人讥笑这种装叫“暹罗柚”)这三种，却是新添的花样，盛行于小资产学生群众(这个群众是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反对地主文化的)之中。文装亦名“西装”，花旗装就是美国装，它的来源是从南洋传到梅县，由梅县传到寻乌的。现在县城及别的大市镇中，剃光头的可以说完全没有了。乡村农民中，还有一大部分是剃光头。在整个人口中，那种剃平头、陆军头等等新样子的，还只是一个小部分，这一个小部分又全数属于青年群众。
理发价，剃光头、挥光头都一毛，挥各种新装一毛半，修面只半毛。
开理发店要四五十元本，师父普通请两个，少的一个，至多三个。工价以半年计至少三四十元，普通五六十元，最多八十元。生意好的理发店，每天每人可以做一块钱生意，普通是一个老板两个工人，平均每天能进三元，每年能进千元内外。开销工钱百多元，其余都归老板，再开销伙食(以四个人计每人七十五元)、店租(三十元左右)和器具的消耗(百元以内)，可赚四百元内外(老板自己的工钱在内)。这一笔钱的消耗呢?就是老板的嫖和赌。
剃头和裁缝，不论工人、老板，很少有把赚项储蓄起来发财的，原因是这两种人多半聪明伶俐、好嫖好赌、好吃好着。为什么这两种人是这样的呢?大概由于他们社会地位的卑下。前清时候，社会上看剃头工是属于“下九流”的。别的地方，缝工的社会地位也很卑下。缝工虽有老婆，但他们仍是好嫖。剃头工则十个有八个没老婆。这种没老婆的人并不觉得苦楚，他们倒在嫖的上面表现十分快活。
“下九流”是对“上九流”而言。下九流是:一削(削脚趾)，二拍(拍背)，三吹(吹鼓手)，四打(打烟铳)，五采茶(男女合唱采茶戏)，六唱戏，七差人，八剃头，九娼妓。上九流是: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问卜四堪舆[17]，五流丹青[18]六流匠，七僧八道九琴棋。
(17)打铁
三家打铁店，叶师父、杨师父、李师父。杨师父安远人，叶、李均于都人，每家资本五十元内外。打的是篾刀，柴刀，斧头，锄头，铁鉔(即耙头)，耘田耙，耙(大耙，牛拖的)，鲢鲤刨，梭镖(寻乌土话“尥子”，梅县叫“挑笔子”，东江叫“尖串”)，刀麻(菜刀)，锅铲(炒菜用)，铲子(刨锅头用)，火钳，火铲，钩环(挑水用)，铁勺(舀米舀油用)，木匠用各种铁器(各种刨铁、各种凿子、斜铲、铁锤、凳头钳、角罗钻、割刀)，铁尺(做衫压布用)，绵刀子(裁缝用)，马刀，关刀，双刀(卡子刀)，小拐子(小把)，铁钉，门鎝(上门用)，铁箍。除马刀、关刀、双刀外，余均家常用具，销向城厢附近。打铁器和打铁方法，一概旧式。
铁是城区南厢的黄沙水，双桥区的铁鉔水、石塅坑，南八区的车头、横径、大陂角六处地方所产，每处都有炉，铸铁，又铸锅头、犁头、犁壁(犁)。铸出的铁不但销在本县，大部分还是销往惠州、石龙，也有销往门岭的。锅头除销本地外，约有半数销往会昌及赣州，还有一小部销往潮汕。犁头、犁壁销在本县。每个炉子要挑响炭的(响炭即木炭，铸铁、铸锅都用它，挑的约二十人)，烧炭的(用木烧响炭，每窑三人，五窑炭供一铁炉，共十五人)，运砂的(铁砂从山崩下，农民挑运卖与打炉子的，这种工人不便统计)，以及炉厂内的工人(高炉铸生铁十人，炒炉铸熟铁十二人，铸锅头十二人，火夫一人，坐柜和行走三人)，共计一炉铸铁需二百人上下。每个炉子单铸铁要资本千元，单铸锅头也是千元，铸铁兼铸锅头则需二千元，大宗开支是砂子和响炭，其次是工人的伙食、工钱。炉厂有独家开的，也有合股开的。工人的工钱，师父(工头)每天十二毛，工人三毛，伙食吃老板的。坐柜每年七十元。师父和工人以日计，做一天算一天，坐柜以年计。还有神福、红包和来往盘缠，都是老板对工人的缴费。师父地位很高，待遇不好他就弄鬼，生意就要蚀本。师父会做的每年可得工资五百元。每间炉厂每年能生产四千元，六个厂二万四千元。民国以前没有洋铁来或来得少，工价又便宜，寻乌的铸铁生意比现在大，会做的炉厂每年能生产二万元以上。前清时虽只有两间炉厂，却共能生产四万余元。现在炉数加了，每间炉厂的产量却减少了，主要原因是工钱贵(工钱贵是因外来工业品贵)和洋铁侵入。
铁价现在比三十年前(光绪二十五六年)贵两倍，那时生铁每担(四十斤左右)最贵不过十一毛，现在却是三十二毛了，即需八分钱买一斤生铁。三斤生铁打成一斤熟铁，价五毛。
本城三个打铁店，两个于都人，一个安远人。乡下打行炉的通通是于都人。于都铁工很多，三千七八百座炉子出门，高炉每座四个人打，矮炉三个人打，共有铁工一万三千左右。他们打铁在江西，而且打到福建、广东，打到南洋去的也有。
(18)爆竹
一间爆竹店，钟老板，会昌人，几十块钱本，开了六七年。自己及请的一个师父共两个人做，每年做得四五百元生意。老习惯大年初一那天大放其爆竹，寻乌的小小商店每家也要放两块钱。今年初一反动政府宣布戒严，不准放爆竹，不但年初一，平日也不准放，爆竹生意因此大减。南半县农民暴动区域彻底破除迷信，也不要爆竹了。因此不但本城钟老板的爆竹生意减少了，从前梅县和门岭两方输入寻乌的爆竹，近来也停止了。
(19)打首饰
寻乌的妇女们也和别的封建经济没有彻底破坏的地方一样，不论工农商贾，不论贫富，一律戴起头上和手上的装饰品，除大地主妇女有金首饰外，一概是银子的。每个女人都有插头发银簪子和银耳环子，这两样无论怎么穷的女子都是要的。手钏和戒指也是稍微有碗饭吃的女人就有。银也是个名，实际是洋铁皮上面涂一点银，有些是铜上面涂一点银。打这种首饰的店子本城有七家之多，每家只要几十元做本。他们的首饰，一部分是人家来定做的，一部分是用个小匣子装着背往四乡去卖的。七家首饰店中，有四家是一个老板、一个工人、一个徒弟三个人做事，一家是四个人做，一家是两个人做，另一家只一个人做。学徒制度与理发业差不多，不过工作更苦些，穿的衣服也更烂一些。
(20)打洋铁
一家，刘俊记，兴宁人。前年来本城开店，以前无所谓洋铁。三几十块钱本，一个老婆、一个徒弟和他自己三个人。材料是洋油瓶，做的是小洋铁灯呀(不[19]灯)，盛洋油的壶子呀，盛茶油的壶子呀，舀油的勺子呀，烧茶吃的壶呀，洋油透子呀(滤子)，酒透子呀，盛茶叶的瓶子呀，各种小盒子呀等等日用必需品。所以，这样一个洋铁店乃社会需要的。生意也很赚钱，三个毛子一只洋油瓶，从本城、吉潭、三标、澄江、牛斗光等处杂货店里收了来，做成洋铁器以六个毛子卖出去。此次红军进城，刘俊记不知何故跟着反动派跑了。
(21)修钟表
也是一家，叶公昌，梅县人，除工具外，十把块本钱，专门修理钟表。全县除本城一家外，牛斗光还有一家。两家都是前年(一九二八)开的。寻乌全县有十二万人，百分之二的有了钟表，共有钟或表二千四百个，所以需要一两家修理钟表的店子。
(22)圩场生意
寻乌城还是个店铺生意和圩场生意并行着的城子。以寻乌情形说，圩场生意代表半自然经济，店铺生意代表商品经济。店铺生意与圩场生意的比例是:店铺占百分之七十，圩场占百分之三十，可见商品经济势力超过自然经济很远了。
圩场生意的要项如下:
第一是米。米生意全在一、四、七圩期做，店铺不做这门生意。米不但是本城许多人要的(本城人口中农民部分自己有米)，而且运到广东去。梅县人或大柘人挑来一担盐，兑一担米回去，叫做“盐上米下”，因此米生意比寻乌城一切生意大。寻乌城的大宗生意是第一米，第二盐(年十万元以上)，第三布匹、洋货(十万元)，第四豆(二万余元)。米价，光绪二十六年每担(一百七十二斤)四元，民国元年五元，民国十六年旱灾有过十六元，本年红军未到八元五毛，既到七元。
第二是柴火。木炭、水炭子、片柴、把子柴、蕗基，从四乡挑来“赴圩”。木炭(响炭)价，光绪二十六年每百斤五毛，民国元年到十七年每百斤八毛到十二毛，去年因雨多每百斤涨到二十二毛，现每百斤十六毛。片柴价，光绪二十六年每担(七十斤)一毛七八，民国元年二毛二三，民国十年到十六年四毛，民国十六年到现在五毛到六毛。
第三猪肉。前头店铺生意中已讲了的三个案子，其实应该讲在圩场生意里面，因为是圩场上的生意。
第四猪子。细猪子(两个月的)和猪条子(三四个月的)都没有行，都在圩场上买卖，每圩约三十个，每月九圩共二百七十个上下。现细猪子每斤三毛，猪条子二毛，大肉猪二毛五。为什么猪条最便宜呢?因为猪条子是四五十斤一个，不是很没有钱用的人不肯拿了出卖的，但迫得拿了出卖时，人家就卡他的价钱了，他也只得忍痛丢手。
第五鸡鸭。本地四乡来圩上零卖的，为数不多，平常每圩鸡鸭两门十把二十只，也有时一只都没人要的，这证明了寻乌城之苦。过年过节每圩可销百多只。价钱，鸡每斤四毛半，鸭三毛。
第六竹木器。木器在圩场出卖的部分已在前面店铺生意中木器项下附带讲过了。现在讲竹器，谷箩、谷笪(笪读达，即晒簟)、畚箕(挑灰粪下田的)、鸡鸭笼、猪笼、篮子、橐子(盛米果等零碎东西的)、磨栏(即栏盘)、糠筛、簸箕、睡床(睡椅)、撮箕、竹椅、灶捞(捞箕)、筷子、扫把、洗锅把、掇耳子(即鸢箕，比畚箕小)、角箩(小孩子装米果吃的小箩子)、篓(即鱼篮，摘茶子[20]也可用)、河子(即“得鱼忘签”[21]之签，别处曰篆)、茶篮、签麻(斗篷)、菜篮、晒篮等等竹器，通通在圩场上卖。
第七小菜。芥菜、芹菜、苋菜、蕌头、脉子、芥蓝菜、蒜子、苦瓜、冬瓜、南瓜(丝瓜)、节瓜、甜瓜、黄瓜、西瓜、番莆(南瓜)、茄子(广东人叫吊菜)、凤菜(又叫空心菜，别地叫蕹菜)、芋子、莆子、萝卜、韭菜、葱子、茼蒿菜、白菜、菜头(芥菜头)、当机(即刀豆)、辣椒、雪豆、彭皮豆(扁豆)、豆角、八月角(八月豆)、老虎豆、树豆子、青豆芽、黄豆芽、马齿、黄芽白，以上各种小菜都由附近乡村供给本城居民。
第八鱼。有鲩、鲢、鳙、虾子、鲤、鲫、黄鳝、泥鳅、虾蟆、虾公、元鱼(脚鱼)、河鱼子、“抢”等等。普通市上卖的只有鲩、鲢、鲤、鲫、黄鳝、泥鳅、虾蟆数种，其余各种不经见。鲩每斤二毛半，黄鳝每毛十两，泥鳅每毛一斤，虾蟆每毛七两。“抢”是少有的大鱼，寻乌城去年曾卖过一个四十斤的，别的地方有七八十斤的，由惠州一带循河上来，个把人淹死在水里，正好做了它的食品。
第九糖。粉、糍粑、那子(粉皮)、板子(软板子、铁练板、铁勺板、豆子板、油果、糖板子、鱼子板、苎叶板、番薯板、印子板各种)。圩期到了，他们就来了，特别是“会景”的时候(迎故事或打醮的时候)来的更多。一两块钱本钱。
第十水果。李子最多，荸荠次之。此外，批杷、柚子、杨梅、柿子、桃子、桔子、柑子各有一些。水果不是很小的生意。
(23)娼妓
二千七百人的小城市里，“老货”、“嫩货”有三四十家，什么昌娇呀，月娥呀，钟四妹呀，谢三妹呀，黄昭坤呀，戊秀呀，润凤呀，大观兰呀，小观兰呀，昭娥呀，来昭呀，玉淑呀，五凤呀，亦娥呀，都是这个苦群众里的著名人物。除大观兰、亦娥两个外，都是人们所谓“嫩货”，润凤、戊秀、月娥、五凤、昭坤五个更加著名。
科举未废、文武两考盛行的时候，也有现时这样多的娼妓。科举既废，逐渐减少，光绪三十年左右只有十几名了。往后又渐加多，到现在又恢复科举时代的盛况。南半县革命向北发展，同时红军开抵澄江，娼妓们许多跑下乡去了。她们中间传说，“红军见草不留，扫把都要过斩”，所以她们吓得跑了。
本城娼妓三标人多。寻乌人有句俗话，“三标的货，项山的糯”，就是说的三标女子美丽的意思。
十年之前商业兴盛的时代，商人嫖娼的多，豪绅次之，豪绅子弟(所谓少爷)很少插足。十年以来换了一个地位:豪绅嫖娼的最多，少爷次之，商人嫖的最少了。商人为什么嫖的少了?因为他们的生意不行时了。豪绅为什么嫖的多?他们包了官司打，就以妓家为歇店，长年长月住在妓家，过年过节才回家一转。他们的嫖钱哪里来的?打官司，乡下人拿出一百元，他给乡下人使用二十元，八十元揣在自己的荷包里，这样子得到供给娼妓的费用。少爷们为什么从前没有到城里嫖的，近来有很多嫖的了?“毕业公司”等类的学校兴起来了，少爷们脱离那温暖的家庭走到城里来读书，觉得好生寂寞，娼妓家中少爷们的足迹就多起来了。
(24)同善社[22]
约当光绪二十七八年时，赣州一个绸缎店恒孚号的熊老板(南昌人)到寻乌来开办同善社，他就是所谓天恩先生。那时的善长古鹤甫是个秀才，住在城里，家务也不很好。后来善长改了潘明典，是个拔贡，有千元上下家资，现做九江地方法院书记。郭友梅是光绪二十七八年进的同善社，那时候有社员百把八九十个，以后还进了好多，最盛时本城同善社大概有二百多人。同善社的发源在四川，由那个四川的同善社发出公事到各省开办同善社，各省的政府准许后再向各县开同善社。赣州府的天恩先生是得了南昌省的公事的。他来到寻乌，首先拜会县知事，知事赞成了，出了保护告示，同善社就可以大大地开起来。入社是要经过神明的批准的，一个筒子放些纸坨子，有的写个“准”字，有的就是白纸。同善社的神明叫做达摩祖师，介绍人引导要进同善社的，走到神明面前磕头祈祷之后，伸只手到筒子里拈那纸坨，拈个“准”，便进同善社，拈个白，不能进去。有个屠夫三次都是拈个白的，有个土豪四次都拈个白的，“莫说无神也有神哪”。林虎[23]到过寻乌城，好大一个头，二十八九岁，威武得很。许崇智[24]也曾到过这里。林虎部下营连长有七八个进了同善社，在这里扎了一个多月。进同善社要入社费一元，以后随时捐钱，也不勉强。南昌同善社、四川同善社都有公事来要捐钱，公事上说:“捐了钱，二天到那里去了，簿子上有名字，就可吃得饭哪。”郭友梅捐过南昌三元，四川五元。寻乌社二百多人中有三四十个是女子。他们的成分商人百分之五十，地主百分之二十，农民百分之三十。但所谓农民没有贫农，都是“有碗饭吃的”，“不求人的”。民国七八年省政府来公事要停办同善社，停了一两年。随后唐生智[25]有公事来，说“善菩萨，可以信得，不要取消它”，又办起来。民国十二三年政府又来公事要停，才停止到今。
每天早中晚三次静坐，叫作“做工夫”。做工夫的，两天内不能和女人睡觉，睡了就不灵验。同善社有秘密，做到五层工夫，天恩先生才有秘密讲，郭友梅还只两层工夫，未曾听得什么秘密。四川有个九层工夫的天恩先生到过赣州府，那里同善社每人出两块钱接天恩先生的风。方本仁[26]也到了。同善社每年做两次“龙华会”，社员都到，见人出两毛钱，向祖师磕头，奏鼓乐，吃斋菜。
进了同善社，得些朋友，可以做官。
寻乌县长曾有三个进了同善社，他们和社员们一样到同善社磕头。
(25)人口成分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寻乌这个城，把它的人口成分剖解起来，才知它还完全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城市。全城近二千七百人的各业比例如下:
职业人口数百分比
农民一，六二○六○
手工业者二九七一一
游民二七○一○
娼妓一六二六
商人一三五五
政府机关一○○四
地主七八三
宗教徒二二一弱
共计二，六八四一○○
看这个表，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共占百分之七十一，便知这个城市还是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向附城一带耕田的和开小作坊做手工的占着住民的最大多数。所谓手工业者，包括各业手工工人和手工业主，商店的店员也算在内。所谓手工业，就是缝纫店、黄烟店、酒店、伞店、爆竹店、理发店、木器店、豆腐店、首饰店、洋铁店、修钟表店、屠坊店这一些。所谓宗教徒是耶稣教十人，天主教三人，斋公六人，和尚三人，共二十二人。本城纯粹地主十二家，共约七十八人。商人兼地主五家，算在商人里面。商人是指盐行、杂货布匹店、油行、豆行、水货店、药材店、火店等，共计一百三十五人。娼妓是三十余家，三十几个妓女，却养活一百六十二人。不工不农不商，专门靠赌博敲诈、为统治者当走狗吃饭的流氓，他们的人数竟超过商人一倍，和手工业者几乎同等。若把游民和娼妓合计，便等于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合计，这表示失业群众之多是怎样的可惊。所谓政府机关一百人，是指新的县苏维埃、城区苏维埃两个机关(四十人)，加上县苏赤卫队(六十人)，不是指的旧政府。但是旧政府机关人数也是与新政府人数差不多的。说到这个群众中的领袖部分，即那旧社会的指导阶级，自然不是那总数占百分之八十七的农民、工人、游民和娼妓，他们是被统治者，统治者是那仅仅占人口百分之十三的地主、商人和耶稣教天主教传教士等。商人的商会虽没有多大权力，商人群众中却有几个人参加那统治全县的县政府。不过那几个人也不是完全代表商业资产阶级说话，他们是接受地主的领导，帮着做些事。这也是因为寻乌城商业不但是很小而且是逐年衰落的原故。
商人而能向政界话事的:第一个算何子贞，豆行老板，用个假名出张帖子拿给别人去开。他自己一面教书，一面当公安局长，又当警察队长，又当国民党委员。他父亲承包牛岗税，剥削牛商。他初回寻乌表现的是资产阶级意识，颇有新派之称，后来便与地主妥协了。现逃。第二个是黄光甫，水货店宝华祥的老板，商会的文牍，能到衙门话事。现逃，店没收。第三是火店老板陈登棋，初当法警，升靖卫队长，跑衙门。现逃。第四是杂货店主陈志成，虽没做官，却事事与反动派同谋，有会必与。现逃，店没收。
十二家收租的地主，列举如下:
何德新从前收租五六百石，现收百石，七八个人，仅够开销。乡人和衙门有交涉时要请他话事。他儿子何挺拔，平远中学毕业，新寻派中坚分子。
何成治收三百多石，人少，有三百石出卖，是城内第一个大地主。何成治死，寡妇当家，买个儿子不能话事。
刘佛荣收二百多石，人少，有谷出卖，寻乌城第二个大地主。“水浸牛皮——很吝”，不与外事。
刘段轩只收几石谷。中山派，与何子贞打官司打穷了。他的儿子还在赣州班房里。他的儿子是赣州第四中学毕业，新的城东小学校长。
范老八百多石，有多余。他哥哥开顺昌老店，他在家收租，不走衙门。此次派款三百元。农民没收了他。
范家声百多石，有多，十五六岁，中山学生，被何子贞罚款。此次又被苏维埃派款一千元。
张三玉百多石，有多，寡妇管家，不出面。
邝四嫂几十石，有多，一个儿子，一个孙子，不反动。
吴老四已死，留个寡妇，一个儿子，一个孙子，百多石租，有多，不话事。吴老四光绪年间坐县署征收柜，全县钱粮由他过手。死了四年。
范明才先前开杂货店，歇了十多年了，收八十石，稍有多。民国初年当保卫团总，是劣绅，好嫖，好赌，现跑了。
何祥盛摆摊子出身，做水货生意发财，三二五暴动被罚款，生意关门。他儿子何家常，买来的，梅县东山中学毕业，三二五暴动领袖之一，共产党员，过番去了(往南洋叫“过番”)，现到福建。
何学才何子贞之父，县衙刑房科写口供，后做堪舆，承包牛岗税，买了几十石谷田，是个大劣绅。
以上十二家是纯粹地主(两家中地主，十家小地主)。其中何德新、范明才、何学才三人是积极反动分子，刘段轩、范家声两人是同情革命的，何祥盛的儿子何家常是共产党员，其余六家是所谓“只顾发财不管闲事”的。
下面五家是商人而兼地主:
钟汇通寻城第一家盐行，二百二十石租，有百石余剩，跑衙门，话事情。
骆晋丰分成四家，共六七千元。老二最富，有二百五六十石租，老实，不话事。老大死了，十多石租，糊口不够。老三有三四十石，糊口而已。老四(前商会会长，同善社主任教员)也只几十石，仅糊口。
荣春祥几十石租，全部储蓄着，做生意吃饭，不话事。
温荣记八十石，全存着，做生意吃饭。第三个儿子温锡纯与新寻派勾结。
林笔利水货生意，百多石，稍有多，不管闲事。
以上五家均商人而兼地主。其中钟汇通与温荣记是反动派，余都是所谓“不话事”的。五家中钟汇通、骆晋丰两家是中地主，余三家是小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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