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经(1 / 1)

刘昌郝三表哥问:“朱三,洛阳如何接头?”

洛阳如何嫁接牡丹呢?

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里记载了一段,春初时,洛人于寿安山中斫小栽子卖城中,谓之山篦子人家,治地为畦塍种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者一人,谓之门园子,豪家无不邀之。姚黄一接头,直钱五千,秋时立券买之,至春见花乃归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传。

小载子就是野牡丹,欧阳修写得不清不楚的,也别指望他能写得清楚,别说他当时仅是钱惟演邀请到洛阳玩乐的进士,就是钱惟演本人,人家也不会将真正的奥秘告诉他。

真正的奥秘就是牡丹根嫁接牡丹的技术,用牡丹根做砧木有很多缺陷,根又细又硬,不利于嫁接,接得不好多半也会死掉。因为砧木不发达,长势也不好,容易退化。此外牡丹根做砧木,砧木到了春天容易发芽,分散接穗的养份,又要扒掉砧木的芽子,还不能松动其新长出来的嫩根系,比较繁琐。

直到后来,培育出凤丹几个适合做砧木的牡丹品种,才将牡丹根嫁接牡丹的难题解决。现在上哪儿寻找凤丹等品种,那只好雇人上山挖适合的野生牡丹根,再经过半年的培育,使其根部进一步粗壮,用其来做砧木。

且不说这种野生牡丹比较难找,整个嫁接过程也不科学,接穗死亡率高,甚至涂上乱七八糟的药汁,美其名曰药壅,使得嫁接成本越发昂贵,嫁接是牡丹最主要的繁殖方式,其技术落后,牡丹价格也自然变得高昂。

朱三说了牡丹嫁接过程,当然,比欧阳修写的要详细地多,但总体上相差不大。

最大的奥秘便是在这个嫁接的砧木上。

欧阳修那篇文章,刘昌郝未看到过。

不但欧阳修的那篇文章,宋朝有许多花木方面的文章,但与刘昌郝所说的或所想的不一样,我看了许多花木方面的书,从里面学了不少知识,然后就会种花了。

这些文章只能算是记叙文,不能算是技术书籍。不过刘昌郝只是寻一个借口,不让亲人反对与担心,也就无所谓了。这些文章他未看到过,但在手机资料里看到一段介绍,说是宋朝种牡丹始重嫁接,用野牡丹根做砧木。

“三郎,吾自有妙策。”

“刘小郎,吾等说说无妨,一旦开始,花销便乃百贯、数百贯计。”

“吾家无万贯家财,没有把握,岂敢花重金种牡丹。接头不劳君忧之,吾忧之乃汝用何策弄到其花枝。”

“仅乃一想法也,李家八日后才赴洛阳,吾即去洛阳,归时与汝言之。”

他这不是好心,而是确实不敢答应。不管用什么方法得将花枝弄到手,否则刘昌郝会不会给钱?

主要是市易法将牙人坑苦了,被官府征召过去的牙人薪酬低,没有征召进去的,许多商货被官府大买办承包,严重影响了余下牙人的收入。千贯的买卖,怎么着也要拿几十贯的抽解,生活艰难啊,必须得上心。

“谢了,三郎,吾亦欲种三百亩五色瓜,欲托三郎替吾购买良种。”

宋朝不会有农科站种子站,只能委托人收购,委托他几个表叔,数量太多,有些不妥,委托给牙人则问题不大了,至少朱三有着充足的人脉。

“五色瓜,对瓜吾不大懂啊,三百亩五色瓜需要几多种籽?”

“约需一百万粒种籽,母瓜本身优良,籽粒亦需饱满。”

“须多,岂让吾一粒粒去数?”

“花点时间,数上三五万粒,以此去估堆。”

那样会有很大的误差,但刘昌郝也不需要一百万粒种籽,五十万粒就足够了,然而这是种子,只能多不能少。

“好吧,”朱三答道,别以为简单,这么多五色瓜种籽,并且是优质五色瓜种子,得托人去慢慢收,收购回来还要慢慢数,数完了还要慢慢估堆,也很麻烦的。但想挣钱了,没法子。

“咦,须多五色瓜,刘小郎,汝……”

“只能运到京城卖,吾家虽是岗陵地区,然离惠民河近,运输便利,到时还望汝做牙人与果子行谈判。”

“彩,彩,”朱三开心地搓着手。

“抽解几何?”

“皆是亲戚,好说好说,汝欲给吾几何?”

“他人给汝几何抽解?”

“交易数量大,抽解会少,数量小,抽解会多,交易困难,会多,交易轻松,会少,多者往往百里取十,少者往往百里仅取一二。”

“若此,汝去洛阳之花销,吾来承担,再按照交易数额百里取三抽解。”

这次交易包括买五色瓜的种子,去弄牡丹修剪下来的花枝,购买牡丹、芍药、菊花的大株,又不在一地,不但交易困难,十分繁琐,前前后后可能需要一个多月时间,朱三想了想还是点头说道:“行。”

市易法后牙人、特别朱三这样的小牙人日子越来越难过,大株是又李氏花行占主导地位的,以及未来的盼头,甜瓜都交给朱三了,若是花种出来,必然还会交给朱三。冲着盼头,也不能言抽解低。

朱三留三人吃了午饭,刘昌郝丢了一锭碎金子给他,重新回到内城。

“昌郝,还去何处?”

“书坊。”

书坊就是卖书的地方,不过京城大多数书坊略有所不同,他们覆盖了出版、发行与销售所有的环节,在店里是卖书的,散卖与批发,然而在京城某个作坊区里,他们还有一个用来出版的作坊,许多书坊还存有大量的石板雕版。

相国寺附近也有不少书坊,不但书与花,可以说整个宋朝除了不易存贮的外,几乎所有物产、奇珍异宝在这方圆三公里范围内能买得到,甚至能说这一带就是现在整个世界商业的精华。

书坊也要选择的。

刘昌郝转了好一会,走进一家书坊,这家书坊规模很大,正中坐着的掌柜大约五十来岁,与刘四根那种皮笑肉不笑的笑咪咪相比,这个老掌柜给人一种很舒服的儒雅之气。

知人知面不知心,以面相观人很不靠谱,但刘昌郝也没有其他的好办法。

他走了进去,相比于尉氏两个小书坊,这家书坊规模要大得多,也有许多书籍。

他一边翻书看一边听着店里伙计与顾客的对话,很难看出一个人的好坏,然而必须得有一条,他们能做到和气生财!具体一点是态度好,不以衣冠看人。

京城士子多,不时有士子进来买书或看书。

刘昌郝忽然拧起眉头。

宋朝印刷术发展迅猛,几乎全国各地都有印书的作坊,书院,一些大型私塾,还有各地民营的书坊、书肆、书籍铺。也有官办的,包括国子监,据说国子监里藏有十几万块经史方面的石雕版,但是纸张有着严重问题……

已经有了比较薄的宣纸,贵不说,也不宜印刷。竹纸也有了,然而技术未过关,一碰就碎,暂时不能用来印刷。印刷用的还是传统的麻纸、藤纸、楮皮纸,质量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不用狠力都撕不碎,并且很厚,能当衣服穿,甚至能当盔甲,不如铁盔甲,但不比布盔甲差,又因为有融纸浆在里面,比衣服还要保暖。

无疑,纸的成本变得很大。

油墨跟不上去,那怕铜活字出来字都不敢印小,否则笔画多的繁写字便会印糊掉认不出来,因此一页一般只有一百来字,后来一页怎么着也有六七百字,字小的都超过了一千字,这意味着浪费数倍的纸张,纸多贵哪!有一门好处,看这种书不易得近视眼。

装订也有问题,但刘昌郝不确定是纸张原因还是油墨原因,不敢随便乱说。

所以书籍贵得怕人。

刘昌郝还忽视了一条,盗版。

宋朝书商也防盗,一般在刻书时,他们会在首尾刻一图记(防伪标志)与牌记,牌记会载有出版人、刻书人、出版日期以及防盗宣言。“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得覆版”。我这本书已在官府哪里备了案,你们不得翻印。

官府也查盗版,查到后销其雕版,然而不管用,各地都有盗版商,特别像苏东坡这些大文豪,盗版商专门盯着他的文章,然后苏东坡无奈地说:“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

书的成本除了人工费,纸墨外,还有雕版的成本,卖得越多成本分摊得越低,反之盗版风严重,卖得少,成本就会越高,书价居高不下。如王琪出任苏州知府时,将自家珍藏的杜甫诗集拿出来印了一万本,每本20册,以一贯钱的价格销售,因为便宜,瞬间抢之一空。实际不管多少卷,这本书不过十几万字。当然这是诗集,占纸张,不大好说,可七十几万字的《汉书》竟然售价五千文,一头大肥猪也不过三贯来钱。

但宋朝已经比以前朝代好得多,特别是上古时代,只能在竹简上抄书。

刘昌郝来到掌柜面前,他只能从衣着区分出此人是店里管事的人,究竟是东家雇来的掌柜,还是东家本人,那就不清楚了。

“徐大丈人,吾著写一本蒙学,欲托贵家印发。”

老人姓徐,是别的顾客呼出来的。

“让某观一观。”

不能说轻慢,也不能说有多尊重,毕竟刘昌郝岁数太小,“美丽”的相貌又颇让人无语。

刘昌郝拿出那本三字经,实际就是几张纸,只有几百字。

老人愣了一下。

自东汉起,“经”的地位越来越高,不管是儒家或佛道。

如佛教,中国也著有许多佛教书籍,然冠以经的只有一本,禅宗六祖慧能的《坛经》。

或者其他方面的,如两晋大学者郭璞所著的《水经》、《葬经》,扁鹊的《难经》,宋人根据华陀遗著整理出来的《中藏经》,算经十书(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缀术、五曹算经、孙子算经)。

搞不清作者的《青囊经》、《山海经》、《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等,与儒释道无关,但在学说史上有着极其祟高的地位。

儒家公认的只有十三本书是“经”(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春秋谷梁、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三字经可能是宋末大儒王应麟写的,但原来的名字未必叫三字经。

当然,随着三字经的流传,大伙对它冠以经命书名也没有争议了,因为它就是蒙学上的明珠、皇冠、“经”!

刘昌郝没有弄清楚,大咧咧地在书名字写下了三个大字:三字经。

徐掌柜还没有看到内容,只有薄薄的几张纸,这个无所谓,因为这时代许多书籍皆不长,如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仅六千余字,也有更长的,南宋史铸所著的《百菊集谱》长达四万两千字,但有许多是更短的,唐庚的《斗茶记》只有四百字,范成大的《桂海果志》《桂海花志》只有六百字。

与长短无关,徐掌柜直愣愣地看着那个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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